小时候，新中国淘汰的书真多——《遍地风流》自序文｜阿城当下好看的书不少，这本书翻开来，却是三十年前的事，实在令人犹豫要不要翻一本旧账。于是来作个自序，免得别人碍于情面说些好话，转过来读者鄙薄的是我。《遍地风流

▲“中国学之父”费正清与胡适等中国友人合影1980年代初，艾尔曼可能还不会料到，他此后的人生会与一套叫“剑桥中国史”的大型丛书发生紧密联系，他近30年后会成为其中“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的作者；而当年过从甚密的王俊义1991年由人大清史所所长调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总编辑，一两年后升任总编辑，王俊义在19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是“剑桥中国史”中文简体字版的核心出版人之一和学术终审。更让人惊叹的是，艾尔曼2002年从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的梅隆访问教授任上正式出任该校东亚系和历史系教授，这一双聘教授的前任正是华裔著名历史学家余英时，余先生也是1992年2月版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公元前221-公元220年）》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撰写者。缘分如斯，一套“剑桥中国史”将余英时、艾尔曼和王俊义等几代中外学者、译者和出版人联接在一起。无论是在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和普林斯顿大学等美国的中国学研究重镇，还是在中国，“剑桥中国史”迄今仍是一场尚待完成的出版接力。在最早介入“剑桥中国史”的译者中，杨品泉是参与翻译卷数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且唯一健在的，他在年近八旬时仍欣然接受出版社之邀，不辞劳苦地参与2007年1月版《剑桥中国明代史（下卷，1368-1644年）》的翻译和校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最早具体负责引进“剑桥中国史”的历史编辑室主任谢亮生2005年1月5日谢世，1990年前后担任该社负责人的郑文林也已退休，他和王俊义在1990年代末将这一“镇社之宝”的出版接力棒传到了新一代出版人手中——这种生生不息的出版代际传承，冥冥中也呼应了普林斯顿大学资深教授裴德生为即将付梓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撰写的导论题目——“承旧开新”。

享有国际声誉的历史学家周策纵先生曾说：“我深恶当代史实多在逢迎上意，为党派之争而去歪曲历史，对‘五四’尤如此。我在著述《五四运动史》时，立下两条原则：一是临文不讳，秉笔直书；二是不求得宠于当时，而期待于将来。”周先生所言不虚。他的里程碑式著作《五四运动史》，当年在解严以前的台湾就是禁书，至于改开前的大陆就更不用说了。所幸，那个时代已然过去，周先生所谓“期待于将来”早已实现。1942年，周策纵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由于才华出众，年纪轻轻的他就深得时任政大教育长陈果夫的赏识。一年后，经人引荐，周策纵被邀请去陪都重庆担任市政府专员、秘书。抗战胜利之初，陈果夫、陈布雷等人引荐周策纵到国民政府主席侍从室任编审（相当于秘书），为蒋介石撰写讲稿，作新闻发布和宾客会见记录等事宜。《五四运动史》风靡全球后，周策纵回忆道：“那段时期，我有机会接触党、政、军、文化、学术各界的名人，还有各党各派的领导人物和外国人，如胡适、章士钊、毛、周、李宗仁、马歇尔等等，能估量他们的本色、想法和能力，不能说对我日后的研究有直接帮助，但起码可以扩充我的观念。”为什么突然留学美国？周策纵先生如是道：“从抗战胜利起，到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到召开国民大会，改组政府，每次重要会议我都在场。于是，我逐渐认识到政治多么黑暗……”“尤其重要的是，我认定当时中国的现代化和改革，只能从政党和政府之外去推动，作为人类一分子和一个中国人，我必须争取独立思考，充实自我和完善自我。”“自从中国文化和西洋文化接触后，中国应如何批判和继承传统，中国前途如何安排，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对中西文化互动后中国人的反应与改变做全面检讨，方足以谋解决之道。”周策纵自认无法影响中国的实际政治，又深感中国近几十年来思想紊乱，认为“五四”运动是现当代中国思想变革的根源，于是决定着手撰写《五四运动史》。1960年，五十五万言的《五四运动史》终于问世。由于不合党派教条，该书虽然在海外风靡一时，但却在特殊的历史时期，遭到大陆和台湾的限制。周策纵为此感叹不已，“哀时竟止钩沉史，浮海宁甘著禁书。”《五四运动史》一问世，就成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经典之作。殷海光先生阅读此书后说：中国的病根，也反映在代表早期五四思想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上。张鸣老师读后道：在1949年之前的二十几年里，中国社会当然对一个很具抗议乃至具有文化颠覆意味的五四运动有截然两端的态度。很少荐书的袁伟时先生盛赞此书：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五四运动史》，是公认的经典！要想了解五四，识破形形色色的谎言，请沉下心来读这部书！

如果一个人想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不应该忘记先辈所经受的苦难。这本书，是对失忆的抗拒。

独立不是最高的要求，而是基本的要求；但在一段时间里也有可能是最高的要求——如果这种独立性的条件被从外部几乎剥夺殆尽。界定和划分“知识分子”大致有两种标准：一种是职业标准，一种是精神标准。对“知识分子”，人们可以从社会职业分类上下一个颇为宽广的定义，也可以从一种精神思想特征下一个相当狭窄的定义。不论政治观点偏左或偏右，知识分子中都有一些人主要或仅仅强调精神标准，而且是很高要求的精神标准的倾向，例如班达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圣者”，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应当代表“普遍正义”，而且永远“批判”。而我倾向于不像他们那样对知识分子提出这么高或严格的标准，或者说，我认为这只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标准或自我要求。如果要对所有知识分子提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标准或者说“职业伦理”，那么，我想能够提出来的只能是“独立”，即尽可能地在人格、精神和观念上独立，包括经济上的自食其力、有自己内在和外在的尊严。也就是说，这种特殊要求不必是“圣者”，不必是要去充当时代和社会的“良知”，也不必是一定都要从事“批判”或走向“公共”，而只是说他们比别的职业的人应当更加关注和热爱他们工作的对象，关注某些具有真理性的观念和知识的探寻或守护，为此，他们就应当具有一种独立的精神，独立的思考，不为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或立场而扭曲这些观念和知识。正是基于上述兼顾职业和精神两方面的观点，我认为应当是“独立”而不是别的什么，应当是知识分子比较明显和普遍的辨识标志，这也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标准，从而也是知识分子的优先义，或者说“第一义”，即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先有比较独立的精神人格，然后才是其他。▲何怀宏

书画琴棋半懂,吃喝嫖赌粗通。花拳绣腿打西东,躲进被窝喊痛。自嘲其二同调未习吹牛拍马,也曾惹蝶招蜂。半生功业醉颜红,不匪不官不共。

逻辑本来是一个现代人最基本的一项素养，是我们思考和说理的基础。如果逻辑有问题，无论掌握了多少事实，都会导出错误的结论。所以，是否有逻辑，逻辑性有多强，是衡量一个人心智水平的重要标准。但我们现在社会上有太多缺乏逻辑的“杠精”。逻辑是讲道理的基础，遇到不讲逻辑的人，再多的道理都说不清。这其中，有些人是故意的不讲理，有些人则是出于纯粹的无知。“诉诸群众”、“诉诸权威”、“人身攻击”……这些都是不讲道理者常犯的错误。殷海光在《逻辑新引·怎样判别是非》中，用一章的内容，告诉我们谬误有哪些。或者说，造成谬误的原因以及方式有哪几种。殷海光归类为七种。▌第一种，叫“诉诸群众”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多数乃真理的标准”，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太多了。好比伽利略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当时教廷的人就说，我们所有人以及我们以前的所有人都相信太阳绕地球转，所以伽利略的学说肯定是错的。当时一万个农民的科学知识也比不上一个伽利略。如果大多数人就一定是对的话，那就很容易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往小了说，特别容易形成网络暴力，往大了说，就很容易发生诸如德国人屠杀以色列人，土耳其人屠杀亚美尼亚人那样的历史惨剧。▲亚美尼亚大屠杀▌第二种，叫“诉诸权威”在一个没有被启蒙的社会，权威特别奏效。权威当然不能没有，但是如果整个社会只有一个权威，那可就糟糕了。只有一个权威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低效而不讲理的社会。事事诉诸权威，凡事都以某个权威的言论为标准，就会变成权威的思想奴隶，变成他相信的那个权威的传声筒。这样的人没有自己的思想，因此对他盲目崇拜的那个权威，他也不能真正理解。今天已经是“多元权威”的年代，所以千万别相信外行的“权威”说的话，听说一个人是权威，要问问是什么权威。面对权威，也要有自己的思考，这样才称得上是一个独立的人。▌第三种，叫“诉诸暴力”中国人有句古话叫“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诉诸暴力这招太厉害了。如果没道理，有人可以用暴力建构出一个道理。古代的土匪流寇，最喜欢打一个旗号叫“替天行道”，有了这个护身符，杀人就可以理直气壮了。借助暴力巩固真理，在一定的时空内是管用的。二战的时候丘吉尔向斯大林提议一起去说服教皇参战，斯大林很鄙视地问：“教皇有多少军队？”习惯于诉诸暴力的人，已经无法理解文明的力量了。▌第四种，叫“诉诸怜悯”就是说，哎呀，某人虽然没有什么道理吧，但是他的心是好的呀。现实社会中，有太多人通过“卖惨”博得同情，同时又做着完全与自己“人设”相反的事情。这样的人，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什么道理，而是实实在在的利益。“诉诸怜悯”不是通过理性思辨解决问题，而是通过情绪渲染，甚至道德绑架把问题复杂化，这样的行为表面上“弘扬”了道德，事实上却对道德伤害最深。▌第五种，叫“人身攻击”“人身攻击”就是在道理上说不过对方，但还是有办法打倒对方，就是给对方泼脏水，说他私生活不检点等等。受过逻辑训练的人会知道，一个人的言论和他的道德没有关系。反过来也一样的，不是说一个人在道德上多高尚，他说的话就对。其实古人也有这种智慧，叫“不以人废言，不以言举人”。▌第六种，叫“以自我为中心”不要和我辩论，反正我的就是对的，别人的就是错的。这个“我”可以扩大，比如只要是“我的民族”的就是对的，“我的国家”的就是对的。法西斯主义盛行时的德国和军国主义盛行时的日本，就是这样。▌第七种，叫“过分简单”世界是很复杂的，但人是很不耐烦的，你要是跟他讲复杂的道理，他不要听。所以，人天生倾向取信简单的道理。其实心智成熟的人都知道，真理是不易得的，很辛苦的。获得真理很困难，但失去真理却很容易。而且除了辛苦以外，还要用正确的方法才能获得真理。▲逻辑学家殷海光一个人的最大危险，就是拒绝思考，从而对身边的恶失去警惕；一个人的最大错误，就是在犯错的路上狂奔，却失去了刹车的能力。而逻辑，让一个人拥有“批判性思维”，在思想上变得清晰，在感觉上变得敏锐，在行动上找到方向。当诸多不讲道理的力量试图把人们“变傻”时，唯有真正的逻辑和批判性思维，才能让人们保持最基本的清醒，也摆脱日益被权威、愚昧与偏见支配的碎片化生活，走向真正的高层次思维。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一份精挑细选的、关于批判性思维的系统书单（含独家好书）。这套书由殷海光，理查德•帕克、徐贲等中外权威作者凝结多年研究心血而写。

这个“羊主团”，他们养着这一大批羊，到处放牧，他们做的这个羊毛利润非常高，高到一个程度，乃至于成为整个西班牙帝国财政三分之一的来源。国王跟他们是什么关系呢？就是给他们这伙人一种特许经营权。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社会分层现象越来越明显，财富和资源不断向少数人集中，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拼爹游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官二代”“富二代”“穷二代”成为一种定势，进一步强化了代际传递的固化机制——这就是现在人们经常说的“阶层固化”。阶层固化的本质是什么？或者说造成阶层固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市面上的大部分解析，都只是简单地将社会分成若干阶层，仿佛这就是社会的真相。但事实上，这些都只是表象，把社会分成10层、20层或者30层，本身没有什么意义。社会分层只是一个结果，是背后的那个机制导致了这个结果。而导致这个结果的那个机制到底是什么，却很少有人说得清楚，很少有哪本著作能够触及。不过有一本书做到了，它就是《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这本书第一版出版于8年前，后来断货至今，二手书长期溢价。它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社会学文库”的重磅之作，编委会阵容非常强大，每一位都是中国社会学界响当当的人物：例如李培林、孙Li平、郭yu华等人，其专业度和影响力无需赘述......丛书主编郑杭生先生是中国社会学名誉会长，他说，这套书的重点在于：要对转型中的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对符合国情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世界社会学的新发展和走向有所把握。遗憾的是，《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出版当年，郑先生就因病去世。本书主要执笔人是社会学博士，含金量最高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路路，他深耕中国社会学40年，特别擅长社会结构分析。硬核的编委和作者团队，造就了硬核的著作。这本书，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了社会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新涂尔干主义、新李嘉图主义等范式，提出了适合当代社会的新视角——权力/权威阶层框架。本书认为，阶级不是简单的等级秩序，而是一种关系型的存在，把一个社会简单地分为若干阶层没有多少意义；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根植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制度之中......“结构性不平等”正是阶层固化表象下的本质。由此出发，读者可以跟随作者的思路，从宏观和微观两大视角，一步步深入当代社会问题的更深层次，看清中间社会阶层的政治功能、转型期的分配不公与冲突、国际视角下的公平观念等重大议题。书中以大规模社会调查所提供的真实数据为基础，一步步得出可靠的结论，方法严谨，逻辑清晰，理论扎实、内容丰富，非常有助于认知社会的复杂、残酷以及我们社会的独特性，为理解当代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理论，极具参考价值。如果说8年前，本书的价值主要还体现在学术界，那么，在阶层固化现象严重，人口生育问题、城市化问题、教育问题，以及经济社会剧变的今天，本书无疑超越了学术的价值，成了普通读者透视当代社会真问题的必备之书。读完这本书，可以极大提升透视阶层结构的能力；掌握书中的理论工具，犹如炼就一双“火眼金睛”，大多复杂社会现象将会变得一目了然，可谓一通百通。无论专业学者、社会精英，还是大众读者，都可将《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作为深层理解我们社会的案头书。现少量复活，数量有限，感兴趣的书友不要错过。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阅读：

每个现代人，为什么必须要关心政治？一位法学教授给出的答案是：“关心政治的终极目的不在权力，而在自由”。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则说：“为了我们的孩子们能够自由地研究数学与哲学，我必须研究政治与战争”。可见，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每个现代人的副业。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关心政治很容易陷入两种极端状态：不是被信息茧房推送的各种情绪化、意识形态化的信息俘获，就是陷入各种抽象的概念、理论，从而距离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远。因此，在梳理人类政治演化过程的基础上，提炼出政治领域最核心的问题，并提供一套最简约的分析框架，就成了关心政治、掌握政治学思维重要而又可靠的路径。事实上，人类一切的政治困境，其实都可以聚焦于四个连贯的重大问题，恰好对应了四位大思想家的追问和解答。▌一、人类为什么需要国家——霍布斯问题现代政治的核心问题是约束权力，但约束权力的前提，是先要有权力。▲霍布斯在国家诞生之前，以及一些仍处于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地方，因为缺少权威，处于所谓的“自然状态”中：人人各自为利，贪婪无耻，相互攻击。现代政治哲学奠基人霍布斯称其为“每个人反对每个人的战争状态”

苏联的崛起与崩溃，堪称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有无数的经验教训有待反思。但尽管读者的需求很大，现实却是这一题材，无论新、老书的出版和讨论，都越来越少。

提起“封建社会”四个字，很多人第一反应几乎将其等同于“吃人的旧社会”，封建一词更派生了诸如“封建专制”“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动”“封建顽固”等一系列人人喊打的专有名词。总之，现在一切古老又落伍的陋习，似乎都是从“封建”的土壤中长出来的。然而，这是对“封建社会”的严重误解。事实上，“封建”从词义上，是反压迫、反专制的，与大一统的秦制相比，真正的封建社会，是一个“权力相对分散，且竞争常态化，并蕴含着现代共和因子的社会”。不过，这一误解之所以存在，还不是我们对“封建”的批判出了问题，而是阴差阳错的搞错了对象，错把秦朝以来的专制社会当成了封建社会。然而，中国真正的封建社会，正如学术大家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一书所阐释的，对应的是先秦——它兴起于殷末，完成于周朝，而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彻底瓦解。遗憾的是，却长时间被当作“奴隶社会”而被大众广泛接受。教科书影响太大了，这才有了这口“史识之井”，导致知道历史常识的人，和只会备教科书的人没法沟通。通过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一书，我们可以得知“封建社会”与“秦制社会”有以下三大区别：1.

我在这几十年中，听到最多的劝告就是：“维迎，你说话注意点，小心点！”大家都对我很爱护。但是，我相信人类要进步，就得有一种超越现实、超越功利的想法。要有这样一批人，我们的社会才能进步。我不能说自己有多伟大，只是觉得我将按我的信仰，按我的理念去做。我不在乎别人对我怎么说，但我会思考自己说出来的是不是代表自己认知的逻辑，是不是符合人类的理性。如果达到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就可以了。我很喜欢这种生活。一我追求“四无”，于是有朋友说，你干脆就叫“四无居士”吧。哪“四无”？“上无领导，下无群众，目无组织，心无旁骛。”我的意思是，套用俗语讲，我不愿意接受任何人对我的指手画脚，也不愿意对任何别人的行为后果承担责任。我想问题是因为我是人类的一份子、社会的一份子，而不是因为我是某个组织的人。二尽管我特别捍卫市场经济，坚守市场经济的理念，但坦率地讲，我认为人世间真正最宝贵的东西，是不能定价的，是无价的。凡是有价的，市场上能够买到的东西，都不是最珍贵的东西。比如我去不去哪里讲课，完全看我是不是喜欢，与给不给报酬，给多少报酬，没有关系。我要保持我的自由，我不是任何人的雇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明白这一点。三衡量成功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当官发财是否就叫成功？我更喜欢亚里士多德的那种观念，人生就是追求卓越，若能将自己的潜力发挥出来，这就叫成功。千万不要按一个标准衡量成功与否。四我不赞同那种所谓按最后的结果来判断一个人做事的正确与否。有的人赚钱了，我不认为他就是成功的，甚至当官，我也不认为那是成功的。关键是你走的路对不对？若搞阴谋诡计，勾心斗角，官当得再大，我一点都不羡慕。我之所以不认为那是成功，是因为他没有发挥人性本身的优点，总是生活在焦虑中。五我曾说过，一个人若在某个单位没被提拔，不要认为自己失败了。如果那个单位的领导本身是个小人，是个没有正义感、没有原则的人，而你却是一个正派的人，那很自然，你是不会被提拔的。在某种意义上，这恰恰是你的成功。如果你堕落得跟他完全一样，我觉得这才是人生的失败。六亚当·斯密说，我们人类的很多痛苦来自对三种状态下的差距估计过高：贫穷与富有之间的区别；私人职位和公众职位之间的区别；寂寞无闻与道高望重之间的区别。理性地讲，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人是什么？人一定要有他的独立性和他的自由。七人生必须坚持自己的生活准则，真的不能按照太世俗的唯物主义的标准，认为只有当大官了，或者赚大钱了，或者出大名了，才是成功。过得踏实，这很重要。八我只是觉得应该按我的本性去生活，而没有贬低任何人的意思。无论是想当官的，想赚钱的，想出名的，只要正当，都是好的，至少是无可非议的。我有时候觉得，我们真的应该感谢那些贪婪的人，他们因为贪婪忍受了许多痛苦，但给我们生产出了很好的产品。当然，如果不是按照正当的方式，无论赚了钱，还是当了官、出了名，都没什么可羡慕的。九我跟某一个人交往，坦率讲，不是因为他的身份、地位，喜欢交往，是因为他这个人本身让我感兴趣。我与朋友交往有一个原则，就是“君子之交淡如水”。我从不从朋友那里获取个人好处。这是我做人的原则。你可以说我是我行我素。你官再大，钱再多，在我面前没有任何意义。我认为我做的事情，是更神圣的事情。这是我内心的想法。所以可能有的人觉得我比较不好接近。十亚里士多德说，人有三种生活，一种叫享受的生活，一种叫政治的生活，一种叫沉思的生活。享受的生活，是指我们人七情六欲的东西，要有钱、有房子、吃好穿好，等等。政治的生活是说人追求一种权力、一种荣誉的生活。现在很多企业界人士就是这样，在以一种好胜心做企业。政界人士也是这样，他们勾心斗角，不一定是因为对现在的位置不满，而是因为他不那样做，别人就可能把他弄下去。沉思的生活，是人的理性的最高追求，是我们在思考，在努力理解这个世界，有一种戏看人生的心态。在过去40年，中国从一个贫困潦倒的国度，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无疑得益于“市场”的力量。在“市场”被污染、污名化，甚至遭遇前所未有危机的当下，是否真正理解“市场”的力量，既关乎我们的财富，更关乎我们未来的命运。在诸多经济学家投奔政治的道路上，张维迎老师仍然坚持做一个真正说实话的教育家，站在自由的经济思想之上，孜孜不倦地普及经济常识。他提出的“用市场逻辑战胜强盗逻辑”

不出一声的野夫文：王五四有些人你从未见过，但提笔写他时，形象能不能跃然纸上不清楚，但能跃然脑子里，就像我写野夫。严彬老师约我写野哥时，我本想告诉他，我从未见过野夫，如何写，但那时我突然想起我也只见过严彬老师两次，那时我们是凤凰网的同事，不熟悉但却又对他印象深刻。那年冬天我们在北京开年会，当大家开始散场时，微醺的他冲上舞台，对着麦克风嘶吼，“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边你争我抢！”还没离开的我被他震撼了，心里只想着两件事，一是这哥们是个真诗人，二是有些人就像牛排，五分熟的滋味好，十分熟就老了。所以，我从未见过却有无数共同朋友的野哥，在我眼里，就是那块五分熟的牛排，甚至是三分熟，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加缪在《鼠疫》里说，如果世上还有什么东西值得永远向往而且有时还能得到，那就是人间的真情。前几天朋友圈里有个关于野夫的玩笑，“刚走出清迈机场，找了一个货拉拉，一看司机是国内著名作家土家野夫”，据说这条朋友圈发了没多久，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基本都知道作家野夫在泰国开货拉拉谋生了。德艺双馨的苍烟空老师在关于这件事的文章里说，“易老师中天困惑不已，野夫你这么困难怎么都不给老师说一声，说话间就要转钱给野夫，吓得野夫赶紧说，朋友恶搞的。”还有很多朋友表达了问候关心，愿意资助，还有些人一言不合就直接把钱打到了野夫账户，野哥只好一一退还解释。不是说野夫不能开货拉拉，也不是说他不愿意开，而是大家不允许心中的野夫开货拉拉，并不是开货拉拉这件事很丢人，而是他更应该去做那些自己喜欢自己擅长大家需要的事，比如说写字。曾经不止一个朋友说，你不应该创业，应该有人给你钱，应该继续写下去，其实没那么多应该和不应该，创业并不耽误什么，这样的过程也让我更加踏实，我也一直在写，从未停下，你们没看见看不见是因为别的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些年我也看到过听到过野哥其实也在做一些赚钱的事，准确的说是在做一些想赚钱的事，但其实很难，这样的人，这样的环境，怎么能赚到钱呢。日子可能会越来越难，但再难，有些底线大家还是会坚守住的，所以，以后哪一天，你真的在泰国街头看到野哥在开货拉拉，也不必惊呼，这是他的选择和坚守。2006年的野哥还是个书商，那一年他决定结束自己的婚姻生活，于是房子给了前妻，公司送给了朋友，应收帐款一百多万也全部撕掉不要了，应付的账款全部结清。野哥说：“我的手机号，从1997年拥有第一部手机，到今天我依旧使用这个手机号，我不欠这个世界任何人一分钱。”我知道，他要的就是这种自由的感觉，不论是情感上还是财富上，但最终还是为了心灵自由的那一刻。我们古人说“落雪无风不为冷，人穷无债不为紧”，一紧，就不自由了。我跟野哥最亲密的一次接触是2015年，那时根据他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1980年代的爱情》上映，他想让我在杭州帮他组织一场观影会，我非常开心，有一种被信任的感觉。但又稍微有一点心酸，感觉在商业上这个片子有点难成功，其实是种心疼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像那次在杭州遇到张楚，楚哥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为了生活，不好意思，上综艺了，当时我还带着一位楚哥的女粉丝，她当时就落泪了。其实没什么，野夫开货拉拉，张楚上综艺节目，在我眼里他们都扛得起也放得下这个时代的腐朽没落，默默的扛，不出一声。但有时，又不得不出声，这两年大环境不好，作为创业者，也是因为应收款没有及时拿回来，有几次我不得不借钱过桥，借钱这事对我而言太难了，不是好朋友我是绝对不会开口，对方稍有犹豫我立刻中止，张嘴之前需要的勇气比向姑娘表白还难。好在，有那些好朋友在，让我没有太难堪的感觉，发自内心的感谢，虽然他们从不需要。我甚至还写了感谢词，但也从未发给他们过，在这与野哥共享，对外再困难我们也不发一声，但对朋友，或许我们可以诉衷肠。我对朋友说，“你这次借款的意义不亚于胡雪岩借钱给曾国藩，章士钊借钱给毛泽东，宋嘉树借钱和女儿给孙中山，张静江借款给蒋介石。”更像是鲁迅借钱给他被逮捕的学生交保释金，明知警察敲诈，拿了保证金也不会放人，鲁迅仍然借钱给他。鲁迅的朋友内山完造表示不解，鲁迅说：“她拿钱走的时候，应该心里充满了希望吧。”古人借钱都很文艺，都很含蓄，先铺垫气氛“梅传春意，雪兆丰年”，再夸人抬轿子“遥想仁兄诗酒豪情。兴复不浅。”，然后诉说惨状“猶知数百里外，故人穷愁，潦倒卒岁无资乎。”再就是鼓起勇气张口借钱“不揣冒昧，赧颊陈情。伏乞慨掷百金，以纡眉急。”最后庄严承诺，明年卖房子也会还钱“来春蜗居脱业，高情即报。”有些时候，对朋友可以出声。元代文人里有个倪瓒，他有句话令我印象深刻，“不可出声，一出声便俗”。说的是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有次派人拿了画绢请他作画，并送了很多金钱，倪瓒大怒，撕绢退钱。后来有一次在太湖泛舟，遇到张，被他痛打一顿，倪瓒当时噤口不出一声，事后有人问他为何？他答道：“不可出声，一出声便俗了！”“不出一声”是面对社会重锤时的坚守，是我对野哥硬汉形象的最直观感受。但私下他却又是放声痛哭的人，他在《江上的母亲》里说，“看到金斯堡纪念他母亲的长诗《祈祷》，他不断回旋的一个主题，就是他母亲最后的遗书——钥匙在窗台上，钥匙在窗前的阳光里，孩子，结婚吧，不要吸毒，钥匙就在那阳光里……读到此时，我在北京紫竹院初春的月夜下大放悲声，仿佛沉积了一个世纪的泪水陡然奔泻，我似乎也看见了我母亲，在阳光下为我留下的那把钥匙……”这就是野哥的文字，他的文字何止是温暖人心，还能润开那颗板结的心，但我是不愿意读这样的文字的，面对这样的生活，好不容易坚硬的心可以更好的保护自己，又怎么能让它柔软细腻起来。可心越来越硬，在人世间行走也就越来越无趣，好在有野哥这样的人，希望不久的将来，能在泰国坐上你的货拉拉，更希望你为众人发声时，也能为自己发声，从此不再一个人，在月夜下大放悲声。野哥侠肝义胆，充满豪情。他用一支孤笔，写尽大历史背景下一代普通人的历史变迁，向这个善于遗忘的社会作出决绝的反抗。他为人真诚坦荡，在他看来只有社会中大多数人都真实的活着时，社会才可能变好。他这种真诚，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缺乏、最需要的。为此我们诚挚推荐“野夫作品集”：《身边的江湖》《1980年代的爱情》，品味一代文侠的豪情与柔情。◎《身边的江湖》：这是一部散文集，收纳了作者停止网络更新后的全部叙事散文。在书稿中，他用特有的笔触，以动荡年代的小人物命运为切入点，记录社会发展过程中那些不能轻易被遗忘的伤痛。◎《1980年代的爱情》：这是一段发生在80年代末期的爱情故事。野夫回望自己的前半生，将共和国历史上那段清纯时代的爱情，用饱含深情的笔墨娓娓道来，追忆废墟上生长出来的美好阳光。让人透视惨痛的历史之时，体会一代人心中隐秘的骄傲。他用鞭子鞭打这世界，也鞭打自己的内心，并以此指向社会本身，以及时代里还未泯灭的良知。最豪情万丈的人，也最柔情似水，野夫就是这样。读他的文字不仅提神醒脑，更会常常被其深情所感动。这两本书是野夫书稿中被删减最少，最能体现作者观点和情感的作品。文字凝练，具有极强的感染力。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还可一并选购野夫推荐作品“暗夜传灯人系列”）：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群居动物。人离不开政治，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因此对弥散在身边的政治，有一个清醒的认知，相当重要。历史是最好的老师，留下了无数政治教训。其中至少有六条，是我们认知政治的绝佳开始，更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时时思考。-1-有效统治是必要的16世纪初，马基雅维利写出了《君主论》，为分崩离析的意大利指明出路：一定要建立强有力的国家，而一个强有力的君主是强有力国家的前提。一个世纪以后，英国学者托马斯·霍布斯完成了《利维坦》，认为惟有依靠一个有效的国家，才能终结“人与人的战争状态”。又差不多过了一个世纪，美国人由于受制于邦联体制的软弱无力，决定制定新宪法，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联邦政府。所有这些思考，都在表示，凡人类群居的地方，就必有统治。所以说，历史留给政治的第一条教训是：有效统治是人类社会的必需。有效统治的前提是国家建构。国家建构，一是建立起能垄断暴力的军队、一体化的官僚体系与有效的税收系统；一是国民普遍对国家的认同。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以前已经完成了现代国家的建构，但对于索马里、阿富汗、南苏丹这样的落后国家，能否拥有一个有效的国家，仍然是它们今天面临的首要问题。-2-权力必须受到约束国家固然是必需的，权力固然是必需的，但只要打开历史教科书，就能看到滥用权力带来的社会苦难。事实上，权力不受约束不仅带来社会问题，对掌权者本身也未必有利。权力争夺常变成殊死搏斗。▲凯撒遇刺

刘道玉先生，生于1933年11月24日，恭贺先生92岁寿辰。▌珞珈山奇迹他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关键人物，是80年代教育改革的先驱，是当时重点大学中最年轻的校长。在他的带领下，众多优秀的学子脱颖而出，著名学者易中天、邓晓芒，企业家雷军、陈东升，作家野夫，主持人窦文涛，都是他的学生——这一教育奇迹被后来人称作“珞珈山奇迹”。他还曾在80年代初力邀“无人接收”的杨小凯入校任教，保护了当时“政治不合格”的赵林，并用5个本科生从新疆手里换回了易中天。他的敢作敢为，他的自由包容，成就了1949年后中国最好的一段大学记忆。他就是被誉为“当代蔡元培”、于1981-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著名教育改革家：刘道玉。▌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制度改革有人说，武大最耀眼的不是樱花，而是刘道玉和他的时代，中国最好的大学校长不只有民国的蔡元培，还有80年代的刘道玉。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推动全国教育改革的先驱，却在1988年收到一纸罢令，不得不离开武汉大学。他走后不久，改革的风气骤然发生变化，不只是教育，整个80年代的浪潮都结束了。刘道玉1933年出生于湖北枣阳的一个小村庄，他先后学习于武汉大学化学系与苏联科学院元素有机化合物研究所。那时刘道玉的偶像是诺贝尔，并立志成为一名“诺贝尔式”的伟大化学家。然而，人生总是充满偶然，“文革”结束后不久，他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任命为教育部高教司司长，从此踏上了一条更加波澜壮阔的全国教育“改革”之路。在高教司期间，刘道玉直接参与了高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和“恢复高考”工作，在他的授意下，1977年8月6日，时任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的查全性第一个在教育座谈会上提出“恢复高考”的议题，邓小平在会上直接拍板决定：今年就改！▲查全性恢复高考是改革中的一件大事，然而，刘道玉所做的更大贡献，是针对大学体制进行的一系列直接性的制度变革。1979年，刘道玉回到武汉大学主持改革工作，并于1981年正式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在任期间，他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性地实行了学分制、主副修制、自由转学制、插班生制、教授定编制等一系列新制度。此外，他还鼓励学生自由恋爱，支持学生如果老师的课讲得不好，可以不去听课。更重要的是，他所做的几乎所有改革措施，都不曾事先向上头打报告。他认为，校长有责任也有权力治理、改变自己的学校制度——他是“校长负责制”的践行者，也是“校长-老师-学生”共治校园的共建者。▌比起怨恨，更多是对教育的遗憾在他的开创下，武汉大学一系列新制度瞬间传递至全国，成为80年代大学改革的领航与标杆。然而，大刀阔斧的改革也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1988年2月10日，正值春节前一周，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刘道玉突然收到“罢免他校长一职”的通知。一时间，全校哗然，一位教授对他说：“道玉同志，你被免职是因为你的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你。”而一位参与“扳倒”刘道玉的人却洋洋得意道：“我把刘道玉整倒了，真是痛快得很，我毫不手软，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对于自己被“毫无原由”的罢免，刘道玉当然怨恨，但他更多的应该是遗憾。在被罢免前夕，他还在着手制定“武汉大学第二个五年教育改革规划”，第一阶段的改革成效非常好，而第二阶段更加深化的改革还未开头，便已夭折。这是刘道玉个人的遗憾，又何尝不是那个时代以及整个教育改革的遗憾？刘道玉一生心血为教育改革，为此还曾拒绝了教育部要职、武汉市市长等多个任命安排，最终却落了个孑身退场的结局。2013年3月，武汉大学新任党委书记韩进来看望已经80岁高龄的老校长，向他询问当年的第二个改革规划是什么，韩进听后直呼：“道玉校长，如果您的那些改革措施实现了，其影响不仅仅是在国内，而且是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内页然而，一切都已成为历史的遗声。为弥补这份遗憾与损失，2019年底，86岁高龄的刘道玉开始执笔撰写一部关于80年代教育改革的亲历回忆录，并将自己被罢职前夕设想的改革计划全盘托出，作为书的最后一章。在这部《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中，他从1979年辞去教育部职位、来到武汉大学主持改革工作开始写起，不仅完整记述了武汉大学改革的全部过程、举措，还将自己的种种教育理念、改革理念娓娓道来，这对于今天的大学教育仍是一座思想宝库。尤其是他那份未完的“第二个五年改革规划”，对于今天的教育变革仍是一剂“醍醐灌顶”的猛药。教育的重要性从来不需多言，它不仅关乎整个国家社会，更关乎每一个个体的灵魂与思想自由。在这个我们依旧需要教育变革的时代，因此，店长荐书诚荐“刘道玉作品2书”：《其命维新：刘道玉口述史》是92岁高龄的刘道玉迄今最看重的一本书。刘道玉教育思想新书《珞珈子规啼》是一本先生亲自编选随笔集，全书共90篇文章，分为“子规啼血春不归”“瞻前顾后看教育”“人生修炼大境界”“丹青难写是精神”“病需爱心作良医”五部分。刘道玉在《珞珈子规啼》序言中说：“90篇文章，有的是学术性的论述，有的是有感而发，但都是我真实思想的记录。”

如果问，当今社会，哪一个群体的贡献最大，却承受了最多的恶意与谩骂，一定非企业家莫属。当他们成功时，人们揣测其“第一桶金的原罪”；当他们遭受侵害时，人们隔岸观火，甚至落井下石。但事实正如经济学家熊彼特说：企业家是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没有企业家的社会，就像没有丹麦王子的《哈姆雷特》一样荒谬。所以说，企业家的处境，不仅是财富和文明的风向标，也是普通人命运的预演。我们从张维迎、德鲁克、鲍莫尔等东西方学者的著作中，总结了“仇视企业家的四大原因”。在财富清零、前景迷茫的当下，厘清这四个原因，越发显得迫在眉睫。-1-传统文化的延续在几十年前流行的“斗争哲学”中，企业家是“剥削”、“买办”、“投机倒把”的代名词，是一种违法的、低贱的职业。时至今日，尽管“市场经济”“私有产权”已经写进国家法律，但很多人的思维仍然停留在从前，动不动就对企业家上纲上线、喊打喊杀，叫嚣着要把他们“挂路灯”。回望更长的历史，其实可以发现，对企业家的偏见和敌视，是全人类的“文化传统”。经济学者张维迎在《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一书中发现：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都鄙视商业活动；古罗马的商人不能参政，不能获得贵族头衔；擅长经商的犹太人饱受政治迫害，被莎士比亚嘲讽。▲莎士比亚同名戏剧《威尼斯商人》剧照传统中国对商人的敌视，最为公开和彻底：孔孟把商人视为见利忘义、败坏亲情的首恶；“士农工商”中商人最低贱，接近乞丐和妓女；商人不许骑马，不能穿丝绸，子弟不许考科举。现代影视剧中的企业家形象，几乎都是纸醉金迷、冷血无耻的；媒体在谈及金融、环境危机时，也是常把企业家列为罪魁祸首……可见，“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传统观念，使得人们对企业家的仇恨，成为了一种“文化本能”。-2-嫉妒心的放大相比其他职业，企业家的财富规模和消费水平，都显得非常透明、扎眼。而普通人每日为生计挣扎奔波，看见那些腰缠万贯、消费奢靡的企业家，难免会生出嫉妒，仇视企业家。嫉妒是人性中固有的、无法消灭的恶。但是好的规则，可以抑制嫉妒带来的破坏力。比如，在一个产权稳固、公平竞争的社会，企业家会更愿意创造就业、捐助慈善，普通人也可以有自己的优势和机会。而坏的规则，会促使嫉妒的人们采取“

闻道君转自

马勇

搞研究的人都知道，一本书的完成进度与所耗精力往往并不是按比例分配的。前期的80%的由于是长期思考的结果，可能会下笔如有神，而剩下20%的完善工作往往更耗时耗力，甚至比前期还要费功夫。关于《秦汉史讲义》成书过程，秦晖在自序中已经讲明，是在大家的催促、鞭策下和帮助完成的。为什么要让大家催促？因为熟悉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的研究很大程度上首先是为了自己搞明白一个问题，一旦他把思路捋清楚又找到各种相应史料后，兴奋度和干劲就会递减，或者“移情别恋”到其他问题上去了。所以秦老爹的一个特点是写稿很快，改稿很慢，完稿更难。他常常在修订过程中拐弯到其他岔路上去，留下一堆“烂尾工程”和“半截书稿”。他以前在家里的改稿过程往往就是这样，核实某个问题时，在床上摊开一本书，由此又发现另一个问题，再找来其他资料查证，就这样，床上的书一本叠一本，摆的就像一条游龙一样，开始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引出来的头绪越来越多，但是他又不愿把书合拢起来归位，以至于晚上睡觉的时候，只好把书往里推一推，自己睡在窄窄的床边不敢翻身。就这样有时候被套在一堆问题之中，走得太远已经脱离了初衷回不到原路上了。另外，他认为这些文字没有什么时效性，沉淀一下不要紧，先紧着急茬的活处理，反正债多了不愁，虱子多了不咬。当初回南宁和秦晖的同学们聚会的时候，就听他的小学同学讲，别看秦晖是清华大学的博导、教授，可是在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老师最不喜欢他，因为他很少按时交作业，尤其是不交作文。我起初很奇怪，一个从小的爱读书的孩子，后来又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怎么会有在小学期间不按时交作业的坏习惯呢？按理说，秦晖的父母都是广西教育厅的元老，我婆婆不但审核教科书，也曾编写过教材。因为父母的工作关系，他从小就阅读过各种各样的教材，这样的人天生不是学习委员就应该是语文课代表啊。秦晖承认说，每一次作业都写了，只是想法太多，作文越写越长收不了尾，感觉写作文不是为了交差，而是要弄懂一些知识，就索性不交了。这下我明白了，电脑里“结不了尾”的“没有终结的书稿”大概都类似于“不能按时交的作业”，流风所及，以至于现在每一位催他交稿的编辑都会心力憔悴。▲

从内务府看大清：“不亡就没天理了”。为什么这么说？历代王朝灭亡，有一个原因，就是腐败。因为贪腐，国库被掏空，官僚结党营私，百姓被拼命盘剥，司法失去应有公正……最终就是民心尽失。历代开国皇帝为避免重蹈覆辙，大都能反腐倡廉。然而，结果总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大清内务府，就是一个腐败典型。在腐败花样百出的晚清，内务府腐败堪称“独领风骚”。可以说，大清内务府命运里，藏着清王朝从根子上开始溃败的每个细节。清朝皇帝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是中国封建王朝的高峰。而内务府，就是皇帝为了巩固皇权设立的御用机构，肩负皇室内务，皇家财务，官员监察等多个任务。内务府为皇帝做事，谁有权力监督？虽然清朝御史有权弹劾内务府，但真敢弹劾的恐怕没几人。因此，内务府腐败机会非常多，也是一年赛一年突破尺度，甚至贪到皇帝眼皮底下。勤俭的道光帝有次想吃民间“片儿汤”，明明就是碗家常饭，内务府报价一万六千两。咸丰帝想修尚书房门枢，内务府张口就要五千两维修费，可咸丰帝不像他爹道光帝那么好糊弄，当场发飙，吓得内务府官员赶紧改口，五千两变成了五十两。▲以“抠门”著称的道光帝，很大程度上都是内务府逼出来的到了清末，内务府腐败愈演愈烈，不断侵蚀清朝统治结构。晚清几次痛下决心整肃。可由于内务府自身就依托皇权，形成盘根错节关系网，每次都不了了之。直到大清亡国，内务府还趁着最后能捞的机会，争分夺秒拼命捞。内务府的演变，映射了清朝的兴衰。可以说，读懂内务府的前世今生，就读懂了大清王朝土崩瓦解的深层原因。为此，特别推荐百家讲坛主讲人、新锐历史作家袁灿兴新作《大清内务府：从帝王的家奴到鹰犬》签名版。这是一本研究清朝内务府的专著：为什么内务府是皇权集中的必然产物？内务府是如何贪腐、权力寻租、榨取社会财富的？内务府在清前期不贪污、兢兢业业、给朝廷省钱，如何从开始清廉到后来成为腐败之源的？《大清内务府》一本书讲清皇权把国家公器变成私人利器的全过程，让读者看清大清的“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真面目，洞悉大清王朝崩溃的深层原因。先知书店有幸得到袁灿兴老师的亲笔签名本，签名本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吴敬琏，一个时代浪潮之中，最稀缺的求真者。他已94岁高寿，却依然对当下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保持关切。当下中国知识界有水平的人不少，但是身居高位、敢讲真话的人却太少了，吴老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他说过的下面这五句话，一句比一句真实——-1-关于民营经济他说：“关于民营经济所引起的争论，其实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问题上——什么是法治？如何建立法治？因为中国没有法治的传统，只有所谓‘刀制’的传统，这是中国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而且中国一直以来使用的是大陆法系，但这并不太适合现代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需要普通法系，也就是海洋法系。”-2-关于中国股市他说：“中国的股市很像一个赌场，而且很不规范。赌场里面也有规矩，比如你不能看别人的牌。而我们的股市里，有些人可以看别人的牌，可以作弊，可以搞诈骗。做庄、炒作、操纵股价可说是登峰造极。”-3-关于中产阶级他说：“中产阶级还很幼稚，对自己根本利益在哪里不清楚。以为我只要有一个房子，开豪华车，老婆孩子怎么怎么样，就行了。实际上如果社会不完善的话，个人前途是没有保证。另外就是因为穷怕了，他就奔自己，想自己那个小家了，公民意识不够。公民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好歹都跟你有关，都是你的责任！”-4-关于社会变革他说：“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极端派，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要防止各种极端思潮撕裂社会。”-5-关于货币超发他说：“中国之所以出现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采取了靠资源投入和净出口拉动的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弄得不好，别人在‘去杠杆化’和消除泡沫，我们有可能‘再杠杆化’和掀起泡沫。”吴敬琏先生是一位保持独立思考，有独立立场，坚持为市场辩护、为底层发声的经济学巨匠，他仍然在苦苦思索中国改革发展之命运、中国社会发展演进之趋势。在比照中西方市场之特征及规律之后，他明白哪些西方的经验和规律，真正适合中国。为此，特别推荐吴敬琏先生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本书既写出了改革开放的深度与厚度，又让读者有如临现场般的真切体验。我们有幸获得少量吴老签章版，数量有限，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旷世巨著《世界文明史》（也译为《文明的故事》）的作者威尔·杜兰特曾说：如果文明传播的过程被打断一个世纪以上，文明就会死亡，我们又会重新变成野蛮人。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历史并不总是进步，它也经常倒车。历史上许多文明的崩溃也绝不是一夕之间完成，大厦将倾之时，必有种种征兆。征兆一集体性的自大与狂热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历史上太多的案例证明了这一点。无论是一战前的沙皇俄国，还是向十一国开战的大清国，无论是二战前的希特勒，还是二战中的东条英机，自大与狂热是他们共同的特点，崩溃与灭亡也是他们共同的命运。这也是为什么在“七宗罪”中，傲慢之罪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罪行。因为，傲慢是人类堕落的开始。所以杜兰特认为，人类历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间，我们首先要学会的就是谦逊。征兆二竞争与选择逐渐消失杜兰特说，“生命即是竞争，生命即是选择”。我们受进化过程的支配，也受到生物界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法则的考验。竞争与选择，伴随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个进程，是确保文明推陈出新的一大动力之一。然而在某些地区，人们却用体制安排代替了竞争，规定某些人可以上学，某些人不能上学，某些人可以经商，某些人只配消费......这让人们失去了选择的自由，更让整个社会失去活力，文明陷入停滞，甚至倒退。征兆三以斗争和封闭代替合作杜兰特说：“文明是合作的产物，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对此有所贡献。”区别只在于贡献多少而已。有的地区社会总是很开放，合作总是很普遍，他们社会进步就会比较快，对文明的贡献自然也更多。有的地区则相反，社会总是很封闭，彼此之间更缺乏合作，取而代之的是无所不在的斗争和倾轧，拒绝向外界学习，抵制所有外来的东西。这样“闭门造车”的地方，文明注定“水土不服”，如果“土壤”本身不改变，很难有什么实质性的发展。征兆四精神和道德水平集体衰退历史本身之所以能大体上不断重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的天性像地质改变那样缓慢，一代又一代人过去，国民的性格却并没有多大改变。无论怎样改朝换代，导致上一次社会崩溃的人性因素，往往也能导致下一次社会崩溃。杜兰特说：“社会的基础，不在于人的理想，而在于人性。人性的构成可以改写国家的构成。”如果一个国家国民整体的精神和道德水平持续处于衰退之中，那么这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也必然会倒退。征兆五激进主义大行其道杜兰特说：“社会进化，是习惯与创新相互作用的过程。那些抗拒改变的保守派，与提出改变的激进派具有同等价值——甚至可能更有价值，因为根须深厚比枝叶繁茂更加重要。”可惜的是，人类历史上却一次次陷入狂热的激进主义之中。“法国大革命”就是最鲜明的例子。为了追求所谓的“博爱、平等与自由”，法国人砸烂了一切传统，最终换来的却是长期的动乱不安。这种思潮还传遍了全世界，遗毒至今。征兆六用暴力手段平均财富杜兰特说：“财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缓解。”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不同的财富再分配方式，会对文明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借助于法律的、和平的财富再分配方式，对文明的伤害有限。但采取暴力手段“杀富济贫”“平均财富”的行为，历史上并不罕见，在某些地区还会反复上演。当任何追求财富的行为都变成一种犯罪时，人们就会掉进集体贫穷的陷阱，实现奴役式的平等。征兆七强制推行乌托邦主义乌托邦主义通常向人们许诺最美好的未来：全能的政府、充分的福利、平等的社会……后世的人们常常相信，乌托邦主义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是“资本主义缺陷所导致的必然结果”。然而杜兰特却以雄辩的史实证明：乌托邦的冲动，一直深埋于古往今来的人性之中，因此它会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而那些为了实现“人间天国”的理想，强制推行“乌托邦”的行为，不过是把所有人当成社会实验的“小白鼠”，带来的也只有匮乏、混乱、腐败和大屠杀……如果失去文明，我们必定重返野蛮之中。以上文明倒退的七种征兆，总结自威尔·杜兰特所写的《世界文明史》。这部巨著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对人类的愚蠢和罪恶给以警示，也是要鼓励人类铭记有价值的先人。在杜兰特的笔下，过去不再是一个恐怖陈列室，而是变成了一座英灵的城市，一个广阔的思想国度，那儿有无数的圣哲贤明、政治家、发明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音乐家、哲学家......他们谈笑风生，有说有笑，有跳有唱，有雕有刻。《世界文明史》足足1500万字，从书中任何一页开始读起，都会遭遇文明的光辉。每一个读者都能从中感知人类文明的美妙和伟大，并以此反思自身。这不是一时能啃下的书，却是有任何世界史问题时，都可以去翻阅的经典巨著，堪称“读懂文明、传承文明的首选之书”。正如作者所说：“如果一个人很幸运，他便能在去世之前尽可能多地收集他的文明遗产，将其传给他的子女。到了弥留之际，他也会感激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遗产，因为他知道：这是养育我们的母亲，这是我们永恒的生命。”《世界文明史》在国内也被译为《文明的故事》，是荣获美国普利策奖的传世经典，更是全球2000万家庭的收藏首选。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先知书店独家好书）：

何为正义？亚当·斯密认为，所谓正义，就是让一个人获得他应得的东西。让义人得到应得的尊严，让不义之人得到应得的惩罚。这就是最基本的正义。其中的关键词是“应得的”，如果惩罚过重，比如抓住小偷就砍手，那也就背离了正义的原则；如果让没有什么过错的人遭受惩罚，那就毫无正义可言了。公平、公正，是正义最基本的内涵。而法律则是保障正义得以实现的最有力武器——虽然它本身也永远无法尽善尽美。▌何为良善的法律？法律，归根到底是人的法律。它存在的目的，不是建立尽善尽美的人间天堂，而是让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有力的保障。真正的权利，是受到法律保障的权利；真正的自由，是受到法律保障的自由。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说：“人民的幸福是至高无上的法”。法律的首要目的，就是维护人们的权利和自由，维护社会的正义。良善的法律，让一切权力在规则下运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对应，人民应当遵守、维护法律。对一国、一民族来说，普遍的法律精神至关重要。通晓法律常识，理解法律精神，是现代公民的一堂必修课。▌法律重要，解释法律的方式更重要埃德蒙·柏克认为，法律的基础有两个，而且只有两个——公平和实用。要保障社会的正义，仅有死板的法律条文是远远不够的，很多时候，对法律条文的解释，比法律本身更重要。错误的法律解释，常常会违背立法的初衷。一个公正的法律条文，应当有明确的对象和范围，尽量避免在实际操作中产生过多的解释。正如托马斯·莫尔所说：“凡是解释越简单的法律，也就是越公正的法律。”如果一条罪名包含的范围过于宽泛和模糊，那么它就会成为“口袋罪”，任何事、任何人都可能被装进去——这时，法律已然失去了它的意义，回到了“人治”的老路上。▌对一个人的不公正，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法律与体制紧密关联。比如，专制的根本特征就是权力失去制约，既无法律又无规则，这是立法失败的结果。权力恣意妄为的社会，一定是一个法律和正义皆失的社会。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说：“对一个人的不公，就是对所有人的威胁。制度只有在它能确保个人的幸福和尊严时才有价值。”法律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导向，每一个案件都可能关乎所有人。对遭受不公正审判的案件进行关注，本身就是对法律和正义的支持，也是对自身权利的维护。▌为权利而斗争，权利才能永存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是一天就能完善的。孟德斯鸠认为，法律与自然地理环境、宗教、风俗习惯、人口、贸易等多种因素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其实，这些因素可以归结为一：所有这些因素最终影响的是一国、一族的法律精神。从立法到执法，反映的都是一个民族法律精神的真实水平。人民敢于为权利而斗争，是完善法律的重要反馈过程。没有这样的反馈，法律就是自上而下的法律，是死的法律，是注定会酿成悲剧的法律。权利来自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如此重要，因为它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你的权利从哪里来？》一书作者德肖维茨认为，权利来自于人类对过去经历的暴行磨难的反思，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人类创立和积累起权利体系来抵抗恶行的侵袭。而为了实现这一点，权利也需要人类倍加珍视和维护——为权利而斗争，权利才能永存！然而，法律精神、法律常识教育严重缺失的当下，愿意学习、了解和运用法律、法规的人并不多，真正懂得法律和法治、文明之间关系的人就更少了。多一个人了解法律的意义和内涵，多一个人敢于为权利而斗争，这个社会才能多一点公平和正义。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五部容易入门、还极具含金量的法律相关经典——《你的权利从哪里来？》《穷人能否获得公正审判》《信息、信任与法律》《刑法学讲义》《法律、立法与自由》。其中包含曾改变美国宪法史的经典案例，更涉及经济与社会、权利来源、法律通识，以及法律与自由的关系等重要议题，让读者可以通过多个角度理解法律的精神。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含独家好书）：

27岁开始创作，37岁结束生命，短暂而坎坷的一生却留给了世人永恒的艺术宝藏：864幅油画1037张素描150幅水彩和不计其数的手稿。如果要在浩瀚的艺术史中，找寻一位艺术家的作品，来疗愈世间所有的伤痛。那这个人的名字一定是——凡·高。他生前曾有一个心愿“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一家咖啡馆展出我自己的作品”。然而，凡·高一生中过着清贫甚至窘迫的生活，唯一的支持来自他弟弟。一辈子没朋友，好不容易遇上个知己高更，最后却“分道扬镳”。因为孤僻抑郁，一度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他曾对弟弟提奥说：“对不起，我没能创作出一幅可以卖出去的作品。但我真的不知道错在哪里。”这些所有的不幸，都在他笔下化为最激情洋溢的美。▲《有围栏的麦田和初升的太阳》正如凡·高自己所说：“当我画一个太阳，我希望人们感觉它在以惊人的速度旋转，正在发出骇人的光热巨浪。当我画一片麦田，我希望人们感觉到麦子正朝着，它们最后的成熟和绽放努力。当我画一棵苹果树，我希望人们能感觉到苹果里面的果汁正把果皮撑开，果核中的种子正在为结出果实奋进。”他的爱，他的天才，他所创造的伟大的美，永远存在，丰富着我们的世界。1888年，凡·高离开喧闹都市，只身来到法国南部的田野。立刻陶醉这明丽的一望无际的原野中。自然的色彩竟然有这样绚烂，他被眼前的美景震撼了。当地人非常好奇，这个人每天太阳升起背着一捆画布和颜料奔向田野。▲《教堂外的田野》人们看到他的时候，都交头接耳：疯子来了！没人知道，众人眼里的疯子，就是人类世界最伟大的画家凡·高，就是这个时期，就是这片美丽的田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油画作品诞生了。他的弟弟提奥不仅是凡·高生活上的唯一资助者，也是艺术上的唯一支持者。提奥始终认为哥哥的作品是一流杰作，他把凡·高的画作都非常小心翼翼的收藏。100年以后，疯子的《向日葵》以4200万美元的价格售出，《没有胡须的凡·高》以7150万美元天价成交。今天，凡·高的家乡，荷兰的小镇，公路两旁边连绵数百里全种上向日葵，每年大批为凡·高而来的世界各地游客，来纪念这位给向日葵注入了艺术血液的伟大画家。▲《向日葵》正如毕加索所言：希腊人、罗马人、文艺复兴人皆在规则中作画，自凡·高始，每个人都做自己的太阳。陈丹青曾说：“凡·高最吸引我的，是他的憨。”吴冠中谈凡·高：“他扑向了太阳，被太阳融化了。”梁永安：读凡·高，最大的意义是解放自己。他的人生，是我们每个挣扎与彷徨阶段的写照。一个不愿妥协，坚持要按自己意愿活下去的普通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凡·高，都有一个星夜。即便一个对艺术一窍不通的人，站在他的画作面前，也会为之身心颤抖。凡·高的画，为何有这种魔力，能让每个撞见的人，都深受震撼？在这套《凡·高·高：追梦赤子心》中，我们或许可以找到答案。这部8开本、重达8公斤的艺术巨作，完整描写了凡·高坎坷而短暂的一生，包含了凡·高几乎所有著名画作，由中央美院、中国美院的专家团队与印刷团队共同校色，欧洲进口哑粉纸上的超大画面完美呈现了凡·高画作里灵魂的燃烧。凡·高作为一代人的精神偶像，青年时我们只能通过杂志上零星见到已经算奢侈。而如今不到一张门票钱，就能足不出户逛无数次凡·高展，时时刻刻沉浸在他的艺术世界里。珍藏那个人人都知道，人人又都不完全认识的伟大灵魂。凡·高把一片赤诚之心全部献给艺术，他的一生就是艺术。读他的人生故事，欣赏他的画作，可以使人超然于日常生活的琐屑局限之上，进入一个更高的精神境界；又可以使人重返现实世界，以更高的美学视野来重塑现实世界，让生命变得纯粹。感兴趣的书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凡·高：追梦赤子心》（刷边版）（还可在规格中一并选购：凡·高、莫奈——两位艺术巨匠作品集）：

人类历史上，发生过无数的革命性事件。其中，1800年前后爆发的工业革命，无疑是最重要的变革，甚至没有之一。自此，人类摆脱了农业社会“马尔萨斯陷阱”的桎梏，进入了无限增长的现代工商业社会。200多年来，世界其他各国也先后融入这种秩序。工业化、全球化、城市化一一浮现，并创造出了海量的财富。而英国也因率先进入现代秩序，称霸世界数百年，使“英语”成为了世界语言。为什么率先进入现代社会的是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也成为了历史学、思想史、文明史最重要的课题。有人说，是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也有人说，是因为东方技术的传入；还有人说，是历史的偶然。事实上，促使现代秩序诞生的关键要素，从来不是地理或技术，而是三个至关重要的价值观念。早在1800年之前甚至很久之前，这三大观念，英国就已经齐备，并捍卫至今。一

有人曾说，得罪谁，都不要得罪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手上，握有评价世间万物的权力，即便权势如帝王、元首；神圣如教宗、牧首，也终有一天要在他们的笔下“屈服”。因此，尊重读书人、敬畏知识分子，成为了古今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崇拜乃至神话知识分子也就成为了一种常态。然而，事实上，作为观念处理者的知识分子，造就的观念罪恶同样罄竹难书。以至于乔治·奥威尔不无讽刺的说道：“一些理念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只有某些知识分子才会相信它”。▲乔治·奥威尔而在现代社会，传媒高度发达，使知识分子有了更多发声机会，直接将他自己所谓的见解、思想传递到给芸芸众生。于是有关知识分子的神话，更是愈演愈烈。

▲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年7月31日-2006年11月16日）通货膨胀，想必大家对这个概念都不陌生，也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人的钱袋子。资本积累是财富之源，但是通货膨胀却阻碍了人们积累资本的速度。一旦发生恶性通货膨胀，不仅大多数人的财富会严重缩水，甚至普通人的生存都会成为问题。那么，通货膨胀究竟是怎么引起的？又该如何医治通货膨胀？对于这些问题，不仅深入思考的人不多，还极容易被电视上的某些专家所误导。“电视是富于戏剧性的。它使人激动，吸引人们的注意力。然而我们还是认为，书籍是更有效的进行教育和说服的工具。一本书的作者可以深入地探讨某些问题，而不受嘀嗒作响的时钟的限制。读者可以停下来思索，可以回过头来再看没有弄懂的问题，而不会被电视屏幕上不断变换的情景所激动，注意力也不会被分散。”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写在《自由选择》这本书中的一段话。本书中，他还专门用一章集中讨论了“通货膨胀的对策”，其中谈到了通货膨胀的5个真相，精简而深刻——1.

▲孝钦显皇后叶赫那拉氏，徽号慈禧（1835年11月29日－1908年11月15日）她是大清朝的独裁女主，也是揭开中国现代化序幕的铁腕太后，她就是慈禧。1908年11月15日，慈禧离世。仅仅三年后，大清便分崩离析，这仅仅是巧合吗，还是另有深层原因？▌双面慈禧：一面给大清续命，一面给大清补刀在男人专权的政治舞台上，慈禧展现出高人一筹的政治手腕，两次发动宫廷政变，两次决定皇位继承人，作为实际掌权者，统治中国长达四十多年。她有顽固落后的一面，也有积极改革的一面。她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享受放在首位。为了个人享受，她不惜牺牲海防；为了守住权力，她又挑选幼儿为皇，垂帘听政；她把军机处的大权交给只会忠诚恭顺的王爷，而不管他们如何昏庸贪腐。但同时，在列强环伺的风雨飘摇中，她又果断决策，改组军机，建立现代海关，废除科举制度，推动君主立宪。对俄、对日、对法都独有一番应对。在传统与现代的交汇点，她顺时而变，引进西方教育，开设培养翻译人才的同文馆，公派留学生、驻外使节，并且派政府官员出国考察，此举被誉为“晚清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一次盛举”。因此，慈禧既没有那么坏，也没有那么伟大。她的所作所为，既有给大清“续命”的一面，也有加速清朝灭亡的一面。她在世时，尚有能力端住“大清”这个盘子，她死后，便再也无人能接得住了。▌为什么慈禧一死，大清国就亡了？晚清施政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最后10年的新政：较为稳妥地废科举、系统地进行法制建设……很多改革，远远超过维新派的预期。而这些新政都是慈禧“垂帘听政”下完成的。这些变化，意味着中国古老的秦制终于向现代社会蜕变。如果把慈禧生前已认可的预备立宪的有关措施包括在内，则困扰20世纪中国的最大问题——改制，也在设立资政院、咨议局及有关的请愿活动中露出曙光。可以说，没有最高统治者慈禧的允许，晚清的改革是不可能平稳起步的。然而，尽管有过许多改革的努力，晚清末世，终究分离崩析。究其原因，不在于不改，而在于一个字——迟！历史大潮汹涌而来，国家不得不转型。历史可以给晚清机会，但不会给晚清无限期的时间去慢慢试验、退回、再试验。慈禧推进的改革本来就已经太迟了，她死后三年里，改革良机更是被一次又一次耽搁，满清贵族在争权中耗尽国运，最终也给后来整个20世纪的中国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历史有其自身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给清末的中国只留下了一种可能。然而，当触发灾难的多米诺骨牌一张接一张倒下时，中国就只会被拖入沉沉的黑暗。▌解码慈禧：读懂中国近代史的一把钥匙慈禧是宫廷秘闻的不二主角，关于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慈安暴毙、珍妃投井、光绪暴崩……重重疑团，皆因她而起；她更是中国近代转型绕不开的人，同光中兴、戊戌变法、八国联军进京……她的名字与近代很多重要事件联系在一起。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你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当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吃饱了没事干，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变化？也许有人觉得这个问题太奇葩，充其量只是一个笑话；但事实上，当下的我们，尤其是二战结束后的欧美国家，就始终生活在这样一个“笑话”之中。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大师级人物罗纳德·英格尔哈特，早在1970年代就深刻思考了这个看似奇葩的问题，并就此提出了一个著名的新理论——“后物质主义”；他还在最新力作《文化的演化》中，对这个理论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延伸。所谓“后物质主义”，就是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后，人们从基本的物质需要中释放出来，价值观逐渐发生转变，并带来了一整套文化变迁，人们更注重‌自尊意识、‌自我表达、‌个体发展、‌生活质量和‌环保观念等非物质方面的需求。说白了，就是有无数人吃饱了没事干，开始追求各种各样的精神生活。这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在整个人类社会层面上的体现，是人性需求的必然结果。英格尔哈特的这个理论，就像一架人类社会的X光机；有了它，我们可以透视许多现代世界的复杂现象，透过表象，看到本质。比如，人们经常能在公益广告中看到的“低碳生活”倡导，实际上就是“后物质主义”的产物。在世界范围内，这种环保观念甚至形成了‌“低碳党”‌，极力倡导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生活方式，并向世界各国政府施压。格蕾塔·通贝里这样的生活方式本身并没有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环保观念却催生出了一些激进环保主义行为。例如，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几乎反对世界上一切温室气体排放，仿佛人类活着就是一种罪；一些环保分子为了引起人们的注意，反反复复毫无逻辑地向世界名画上泼油漆。再比如，伊斯兰世界之所以“反西方化”，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经济水平差异，造成他们在价值观上与西方世界存在巨大落差，“后物质主义”那套东西对他们而言简直就是“何不食肉糜”，因而越贫穷落后的地方，“反西方化”程度就越高，方式就越极端。不过，极端的“反西方化”，同时也拒绝了西方仍然存在的“物质主义”，因而会导致自身更加贫穷。这就陷入了一个怪圈，越“反西方化”就越贫穷，越贫穷就越“反西方化”。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以宗教作为精神武器，所以在形式上反而与西方的“后物质主义”存在相似之处：“后物质主义”是吃饱了之后强迫人们追求“精神生活”，极端“反西方化”的伊斯兰社会是在还没吃饱的情况下，强迫人们追求另一种“精神生活”。再比如，英国为什么脱欧？美国为什么发生“特朗普现象”？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后物质主义”畸形发展导致的“文化反冲”。由于“后物质主义”排斥工业，致使西方很大一部分工业产能转移至发展中国家，让西方社会自身发展受到极大限制，重新陷入“物质危机”。另一方面，“后物质主义”现在极力倡导LGBT+等新奇文化，与非西方的比较原始的文化进行了“合谋”，他们里应外合，对传统的西方主流文明进行了夹击，对西方现有的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冲击。这样的做法其实就是自掘坟墓，自己挖坑，自己埋葬自己。如果任其发展，西方文明恐怕很快就会走向衰落。因而，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现象”，其实都是英美两国的自救行为。总而言之，英格尔哈特的“后物质主义”理论，看似极其简单，实则指出了当代西方社会最根本的变化，以及当下世界运行的底层机制。这对正在进入“后物质主义”时代的中国人而言，具有极大的警示意义。英格尔哈特的理论，是对世界上种种现象最具解释力的理论之一，即使有人不同意他的观点，也无法绕开他的理论；他这本集大成之作《文化的演化》，更是我们了解世界动态和趋势的最佳参考书之一。这本书是英格尔哈特历时40余年调查研究的丰硕成果，范围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90%人口；它就像一张“全球文化地图”，可以帮助你充分了解“世界价值观分布情况”，带你从不一样的视角探索到“全球问题”的新答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丛日云老师，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阿尔蒙德等国内外名人纷纷推荐。本书译者王路遥，是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曾在美国师从英格尔哈特，因而无论专业度，还是对作者思想和风格的把握，本书都在普通译作所水平之上，高度还原了作者本意，译文流畅自然，通俗易懂，可读性极高。感兴趣的书友不要错过，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收藏：

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与历史一脉相承，许多当代社会所发生的现象，其实在古代社会早已存在。某种程度上，读历史，就是读现实。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王家范在《中国历史通论》中，总结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六个特征。这六个特征影响深远，有的至今仍未消失，启人深思：1-中国文明早熟从农业、工商业、城市，以及集权体制等社会要素而论，中国都显示出较之世界其他民族早熟。可惜，“早熟的孩子长不大”，注定了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型要经历漫长的难产期。2-农业产权模糊中国历史上，没有纯粹的、能不受任何意志干预、由所有者自由处置、转让与买卖的土地私有制，缺乏健全发育的法制保障。3-一切都看关系家长制为核心的血缘关系，始终是最具原生性的人际互动模板。进入文明之初，血缘纽带没有被打破，可能是一个症结所在。4-个人崇拜泛滥由圣君英主扭转乾坤、开出新天地的梦一再重现，一再幻灭，又一再复活，难有梦醒时分。5-政治大包大揽中国古代政治是居高临下，包容并支配着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所谓“政治一体化”的特殊结构类型。一切都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为转移。6-没有异见分子古代知识精英与社会的关系，常常呈现出两种极端的走向：要么紧密地与政治实体粘连在一起，转化为社会统治；要么消极遁世隐居，逃避政治，沉醉于孤芳自赏的艺术意境之中，脱离社会和民众。综上所述，不难发现，中国传统社会的六个特征，不只是古代人必须面对的冷冰现实，有的也是现代人不得不继续应对的顽疾。而若要看透今日社会里的种种问题之根源，则不可不知中国社会史。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中国社会史三书”——包括：王家范的《中国历史通论》、王笛的《碌碌有为》、梁庚尧的《中国社会史》。这三本书都是大家手笔、经典著作，构成了宏观、微观、中观三个观察视角，回答了当下横亘在国人心中的永恒难题——中国现代化转型困境。三书均体现了历史学家的关怀与历史研究的真谛所在，是当代国人洞察中国社会史的首选参考书。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本书第一版出版于8年前，后来断货至今，二手书长期溢价。本书是当年大名鼎鼎的“社会学文库”的重磅之作，编委会阵容非常强大，每一位都是中国社会学界响当当的人物：丛书主编郑杭生先生是中国社会学名誉会长，他说，这套书的重点在于：要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世界社会学的新发展和走向有所把握。遗憾的是，本书出版当年郑先生就因病去世。其他编委会成员，如李培林、孙Li平、郭yu华等人，他们的专业度和影响力，更是无需赘述......本书主要执笔人李路路，是社会学博士，也是含金量最高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深耕中国社会学40年，特别擅长社会结构分析。如果说8年前，本书的价值主要还体现在学术界，那么，在阶层固化现象严重，人口生育问题、城市化问题、教育问题，以及经济社会剧变的今天，本书无疑是透视当代社会真问题的案头书。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十年后，为何一边流行“躺平文化”，一边却对“资本家”摩拳擦掌？过去三十年，通过教育、城市化、创业等途径，实现财富和阶层跃迁的历史，为何被按下了“暂停键”？……看懂以上社会问题的本质，都绕不开“阶层结构”。然而，以往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很多还停留在诸如《包身工》这类文学作品中；对阶层结构的分析，还停留在以仇恨，甚至斗争为主旋律的阶级理论。显然，这些东西早已不适合分析今天的阶层问题，也没有触及阶层结构的核心。这本《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变化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了社会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新韦伯主义、新涂尔干主义、新李嘉图主义等范式，提出了适合当代中国社会的新视角——权力/**阶层框架。本书认为，阶级不是简单的等级秩序，而是一种关系型的存在，把一个社会简单地分为若干阶层没有多少意义；阶级分析视角的核心，是基于社会关系的“结构性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根植于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制度之中......由此出发，读者可以跟随作者的思路，从宏观和微观两大视角，一步步深入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更深层次，看清中间社会阶层的政治功能、转型期的分配不公与冲突、国际视角下的公平观念等重大议题。书中以大规模社会调查所提供的真实数据为基础，一步步得出可靠的结论，方法严谨，逻辑清晰，理论扎实、内容丰富，非常有助于认知社会的复杂、残酷以及中国的独特性，为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理论，极具参考价值。读完这本书，可以极大提升透视中国阶层结构的能力；掌握书中的理论工具，犹如炼就一双“火眼金睛”，大多复杂社会现象将会变得一目了然，可谓一通百通。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吴愈晓：该书不仅“全景式”地介绍了分层研究领域的历史脉络、重要理论和前沿发现，更为重要的是，它对中国当前的阶层结构和阶层关系有深入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骏：《当代中国的阶层结构分析》以其理论创造性、分析系统性、结论新颖性和领域交叉性，成为观察二十一世纪前十年中国社会分层及其研究进展的透镜，进而为分析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经济新常态之下的社会结构变迁奠定了基础。无论您是专业学者、社会精英，还是大众读者，都可将本书作为理解中国阶层结构的案头书。经与出版社通力合作，绝版多年后复活，且内容无任何删减，先知书店独家发售。现货数量有限，感兴趣的书友不要错过，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抢先收藏。

1948年11月14日清早，南京城内爆出了一条惊人的消息。这一天的《中央日报》的第二版以三栏长题，刊载着一条新闻：陈布雷氏于昨日上午8时，以心脏病突发逝世。消息传来，全城震惊。死者乃是国民党的“领袖文胆”、“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他追随蒋介石二十年，是最受宠信的“天子近臣”。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几天前还在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并受蒋之托，负责草拟“战时体制纲领”。事先毫无征兆，怎么突然就撒手人寰？▌“帝师”的葬礼：一身荣哀终成空1948年10月下旬，陈布雷的儿子陈过出国前夕，向父亲告辞，只见父亲精神颓丧，头发蓬乱，形容枯槁，语音低微，哀叹着说：“前方军事溃败到如此地步，后方民心思变又如此，此时此刻，最高当局却要我写一篇《总体战》的文章，这叫我如何落笔啊！”11月12夜，“油尽灯枯”的陈布雷在南京黯然自杀，留下了10封遗书，将公事、私事交代得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对于是否公布这些遗书，国民党高层曾有过一番争论。11月17日，司法院长居正的日记说，上午在陈布雷先生治丧委员会讨论遗言应否发表时，反对发表的以为他的自杀给蒋带来不良影响，留到相当时机再说。当晚，国民党中常会再三讨论，也有主张不发表的，因为邵力子力主发表，如不发表，就要退出治丧委员会。讨论结果，决定发表。在留给夫人王允默的遗书中，陈布雷嘱咐：“我的躯体不值一钱，草草为我斥窕，即在南京薄埋之，千万勿为我多费财力也。”因此，王允默才会当着宋美龄的面谢绝蒋介石的举行国葬之议，但她也没有遵照草草葬于南京的遗愿。她说：“先夫生前因爱杭州山水之秀，曾于范庄附近购地一方，并有终老故乡之想。故长眠之地，似宜择定杭州，并即在该地筑造一普通平民之简单墓穴，碑刻‘慈溪陈布雷先生之墓’，不必镌刻职衔，亦所以遂其平生澹泊之志。先夫生前遗言谓，书生报国，恨无建树，且今日国家变乱，人民流离失所，更何忍糜费国家金钱以为一身荣哀。”1948年年11月19日，时为浙大校长的竺可桢日记说，下午二点，陈布雷的灵柩专车从上海到达杭州，家属一二十人在车站公祭，然后步行执绋到四明公所，接受各团体的公祭。12月10日上午10点，竺可桢带着胡刚复、郑晓沧等浙大同事到九溪十八涧徐村参加陈布雷的葬礼，他们到时灵柩已将入穴，随他下葬的只有一支派克金笔、一本《圣经》。浙江省主席陈仪主祭，礼毕即散。这一天，天气阴霾，冬雨霏霏，穿着蓝布长衫的蒋经国在送葬的行列中，默默步行。▌传奇的报业生涯：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1949年1月，《陈布雷回忆录》手稿本在上海影印出版，妻子在“前记”中说得很清楚：“先夫子一介书生，从政本非夙愿，且以生性不近，时作摆脱之想。故先期历任政府职务，仅自赁旅舍以居，从不携眷，盖每以为不数月即可辞归也……先夫子常谓：一待国家太平无事，即当摆脱政务，重回新闻记者之岗位，专以文章报国。”▲陈布雷与夫人陈布雷生前对《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说：“其实，我开始是从事新闻记者生涯，现在也未忘情于此。”直到结束自己的生命前夕，他还感慨无限地对沙孟海说：“我只想搞新闻事业，或者搞教育，从政非我所愿啊！”总之，他时时不忘重理旧业，却最终回不去了。陈布雷的报业生涯开始于辛亥年，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那年春天他浙高尚未毕业，路经上海，暂住《天铎报》，主笔戴天仇要回乡结婚，请他代写评论。因此缘故，当年秋天，他浙高毕业，即应《天铎报》之聘担任撰述，每天撰写两则短论，每十天写3篇社论。由于他平日看的旧小说多，评论中喜欢引用《水浒传》中的典故，很受读者喜爱。这年他只有22岁。同事要他起一个笔名，他就署名“布雷”，并解释说，这是他在浙高读书时同学对他的戏称，当时他面颊圆满，同学就叫他为“面包孩儿”，面包的英文为Bread，译音“布雷”（他记得最早是邵飘萍这么叫的）。从此他就以这个笔名闻名于世，本名“训恩”反而被湮没了。▲陈布雷与戴传贤辛亥革命发生之初，《天铎报》总编李怀霜主张慎重，不敢称起义者为“义军”，当时各报也是称“逆军”的多，陈布雷认为不可附和，就称为“革军”，并在报上连续发表《谈鄂》系列评论，一共10篇，传诵一时，“布雷”之名溢于沪杭一带。《天铎报》发行量达到4000份，几乎可以与《神州日报》、《民立报》、《时报》、《新闻报》并列。在革命浪潮中陈布雷的一个堂哥成为宁波军政府的财政部长，召他回故乡，但他马上即返回了上海：“我志在作记者，还是让我回沪从事新闻工作吧”。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发表《告友邦人士书》，稿子是英文写的，王宠惠带到上海，想在报纸上发表，一时找不到翻译，交陈布雷试译一段，他的古文典雅、准确。王认为不失原意。于是这篇《告友邦人士书》成了《天铎报》的独家新闻。《民立报》的徐血儿对于右任说：“此文乃为《天铎报》抢去先登，可惜可惜。”年轻的陈布雷借助《天铎报》这个平台，为新生的民国鼓与呼，在《新国民不可不知》短评中他说：“今日之中国，不贵有细针密缕之法律家，而贵有雄才大略之政治家。”在《袁世凯听者》文中，他直斥“袁世凯尔，真无耻小人哉”。此时，戴天仇自办《民权报》、叶楚怆等办《太平洋报》、邵元冲等办《民国新闻》，纷纷约他襄助，《申报》也请他担任撰译，但他都婉言谢绝了。他认为，民国已经成立，报纸应转向鼓吹建设，而不是像革命时期那样致力于批评。家中亲人也不希望他以记者为职业，他在《天铎报》前后工作5个月，回故乡宁波效实中学任教，直到1920年才重回上海新闻界。不过他从来没有忘记新闻事业，除了给上海《申报》当特约译述员，一度还兼任宁波《四明日报》的撰述。1920年，陈布雷应商务印书馆之邀，到上海参加《韦氏大字典》的编译，正值《商报》创刊，他再次踏入报界，任《商报》编辑主任，负责撰写评论，每周5篇，星期天再写一篇短评。《商报》是一家商业报纸，有商业金融评论、介绍新经济思想的栏目，以及副刊“商余”等，最引人注目的却是陈布雷执笔的那些时评，他的文章议论透辟、文笔犀利，深得读者喜欢，被张季鸾叹为“论坛寂寞中突起之异军”。1921年12月18日，他在《靳内阁总辞职》评论中尖锐指出：“故此仆彼起，无非鸡虫得失之争，于国事何关？于人民何益？”在12月20日发表的《翻云覆雨之政局》中，他进一步说：“中国者，民国也。国既以民为主，而人民对此纷纷扰扰之政局，竟始终不相闻问，帝制之酝酿、复辟之鼓动、安福之捣乱，国人之中未尝不有早已窥见其微者，乃一般之国民袖手旁观而不问也。……故中国之坏，坏在人民坐观成败，而未尝出其自身固有之能力，由自己防卫而进于自己建设，徒抱消极的态度相与俯仰一世耳。”1923年，《商报》评论改署名制，陈布雷开始使用“畏垒”的笔名，熟悉他的芝翁回忆，“他在编辑部里撰写时评，连续不断吸香烟、喝浓茶、吃馒头，这三件东西下了肚，他的掷地有金石声的文章也跟着完成了。有人因他直言不讳，怕惹上麻烦，而劝他不妨用曲笔，他说：‘主笔不吃官司，不是好主笔’。”他不惮军阀的强势，对于当时发生的大事，如曹锟贿选、孙传芳由福建举兵进入浙江等，都曾发表旗帜鲜明的反对文章。他的时评渐渐成熟，自信心也加强，于政治之外，涉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以及工商等问题，受到一般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喜欢。期间，他因为言论得罪租界当局，曾被传讯、罚款。1926年元旦，当《商报》创刊五周年，布雷执笔写下《五年来之回顾与前瞻》时，只有36岁，已誉满报界，他满怀信心以新闻事业终一生。然而，《商报》很快就走到了它的尽头，虽然发行1.2万份，却经济拮据，几次易主，这时已转到以亲孙传芳的傅筱庵为靠山的方椒伯之手，当北伐军攻克武汉时，《商报》以大字号标题详细报道，报社一些董事认为开罪军阀吴佩孚，很是惊慌，傅筱庵派人来审查新闻和言论。陈布雷正好请病假，他抱病出来：“一切由我负责，如要另外派人，等我病愈后面商，此时派任何人来编辑部，使报纸解体，我就概不负责了。”此前，蒋介石曾托邵力子给他送来签名的戎装照，表示仰慕之意，自称“弟蒋中正”。1926年冬天，蒋又托人邀请他去南昌，再次表达了盼望见面的诚意。陈布雷的南昌之行，成为他报业生涯的结束，也是他整个幕僚生涯的序曲。▌政坛如泥潭，进入容易退出难1927年是陈布雷生命的分界线，从此他开始了追随蒋介石的22年，当然这22年实际上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1927年到1934年，他不愿当官，只是有时替蒋介石写写文章而已。他曾对熟人说：“我最初并没有想到丢掉自己的本行，所以只是有事就去南京住几天，经常还是住在上海，搞自己的新闻事业。”他辞谢了总司令部秘书长的任命之后，蒋曾问他愿意担任什么职务？他回答自己的初愿在以新闻事业为终身职业，若不可得，愿为蒋的私人秘书，位不必高，禄不必厚。所以，这一阶段的前期，他在上海主持《时事新报》笔政，撰写了大量评论，1929年之后才脱离报界，出任浙江省教育厅长。陶希圣在《记陈布雷先生》文中说：他每次进南京，中枢就有一篇重要文告发表，而政局即为之转移。他守口如瓶，持身谦抑。他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谈说过任何文告草拟的经过与政治背景，甚至从来没有透露过任何文告是他执笔。但是他每次有由杭州到南京之行，政界与新闻界人士立刻推测政局将有变动与发展。看吧！大文章就要出来了吧！第二阶段从1934年到1948年，他历任第二侍从室主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教育部次长、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宣传小组召集人等一系列职务，官位并不显赫，却是蒋身边的红人，号称蒋的“文胆”，蒋深知他的谨慎、廉洁和自持，对他向来尊重，他的进言都是从善意出发，蒋也多有采纳。1945年10月22日，他在重庆对杨玉清说：“我接近委座，愧无积极贡献；仅在消极方面，曾作善良之建议而已！”《鲁迅全集》能在1938年顺利出版就与他和邵力子不无关系，鲁迅旧日学生荆有麟托人请陈布雷向时任国民党中宣部长的邵力子等人通融，邵不仅尽快做了审核，而且特别指示：“对此一代文豪，决不能有丝毫之摧残。”鲁迅去世八年后，在重庆举行纪念活动，1944年10月19日的唐纵日记说，“晚上丙种会报，对于鲁迅纪念会事，[郑]介民主张发布新闻，指出鲁迅曾受日本浪人内山完造之津贴以破坏之。归与[陈]布雷先生谈，布雷先生认为不应由中央社发布此项消息。布雷先生乃一极端慎重之人，所见亦远！”在为蒋代笔捉刀的二十多年中，为他人作嫁衣裳的隐痛一直苦苦地折磨着陈布雷。用他自己的话说，笔在他的手中，说的却不是自己想说的话，他无一日不想着退出，终于退不出。这当中包含着他对蒋的知遇之恩的感激，也有自身性格的原因。他一直身体不大好，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瘦瘦的，看上去就是病怏怏的，在重庆，宋美龄每天给他送一磅牛奶补充营养。对此，他感激于心。学生时代的他“面孔是圆圆的、胖胖的，像个面包”，他在杭州对记者黄萍荪说：“我的瘦下来是从事新闻工作后，因熬夜而渐起的。”1931年，他在南京，“意常不乐，每思引退，重作记者，或教书自给”，所以连房子也不想租，而住在旅馆里。以后，他一次又一次地想到、提到重返新闻界，去做他的记者，当然，实际上做不到了。他身上有浓重的“士为知己者死”、“从一而终”思想，抗战时期，他在写给《大公报》王芸生的信中说：“我如同一个已经出嫁的女人，只能从一而终。”这种内心的挣扎、痛苦最终导致他在大厦将倾时选择自杀。陶希圣回忆，陈布雷起草的每篇文告，意思都是蒋介石的，蒋对于文告修改再修改，“至少两三次易稿，至多有十八次易稿之事”，为此布雷“竭尽了脑力和精力”，不仅要保密，还有字斟句酌的细密。当然，在山河破碎的抗战时期，他代蒋起草的文告中也有他的得意之笔，其中蕴涵着他自己的爱国之情，所以文字淋漓，笔墨酣畅，如《抗战建国纲领》、《八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书》、《胜利须赖久之奋斗告全国军民书》等都是传诵一时的名作，也成了抗战的历史文献，他特别得意的是1938年7月在武汉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我们同是中国的国民，黄帝子孙，稍有天良，如何能不引为切身的耻辱？如何能不急起直追，援救那些告诉无门的同胞们，使重复自由，再见天日？……凡是中华民族的敌人，自古以来，就没有不被我中华民族消灭的……就是一兵一弹，也要与敌人拼命决斗到底，而且必能得到最后胜利……如果我们今天还不下“拼民族的生命来争民族的生存”的决心，就要蹈从前以苟安心理来鼓励侵略疯狂的覆辙。全文6000字，由五种语言向国内外广播，同时海内外许多报纸都在头条刊出。此文和张子缨起草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友邦人士书》、郭沫若起草的《抗战周年告日本国民书》被誉为“三联璧”。他在回忆录中说，此文蒋介石没有口授大意，并且引录了张季鸾的评价：“淋漓酣畅，在统帅昭告全国之书中当不能更详尽于此，篇幅虽长而不觉其冗，气势旺盛，通体不懈，是抗战前途光明之象征也。”相反，那些强逼、硬编出来的文字，比如《西安半月记》，不知戳断了多少毛笔，熬断了几许青丝，文章更是干枯，不堪卒读。1937年春天，蒋要他写一本《西安半月记》，他本来随蒋住在奉化溪口，却怎么也写不下去，蒋于是让他到杭州去写。在里西湖新新旅馆包了一个房间，在这里，他常常难以下笔，心情烦躁，经常将笔头戳断，掷笔长叹。他在日记中说：“每当与家人游荡湖山，方觉心境略为怡旷，但接侍从室公函，辄又忽忽不乐也。”“余今日之言论思想，不能自作主张。躯壳与灵魂，已渐为他人一体。人生皆有本能，孰能甘于此哉！”终日面对西湖，美丽的湖光山色却怎么也驱不走他心中的难言隐痛。▲陈布雷与家人他后半生的痛苦和矛盾，内心的复杂、挣扎不断地流露出来。1946年3月，他写信给外甥翁泽永说：“我自从脱离报界以来，就不能舒畅自如地用我的笔表达我所欲言。我事实上不过是一个记录生，最多也不只是书记生罢了。”一个一心渴望文章报国的读书人却做了为他人做嫁衣的幕僚，并最终为之殉葬，这是大时代的悲剧，这样的悲剧和邵飘萍被枪杀、史量才被暗杀一起成了动荡不宁的乱世中国的主旋律，言论报国的代价是那么沉重，然而舍弃言论事业、做了蒋介石幕僚的陈布雷付出的代价也一点不轻，他常在家人和挚友面前感叹，“为不懂文字的人写文章是人生最苦恼的事。”所以他总想着有一天辞官。临死前不久，他还感叹：“我搞了大半辈子的政治，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从政而又不懂政治，投在蒋先生手下，以至无法自拔，于今悔之晚矣!”

哈耶克有句名言：商品市场没有自由竞争，质次价低的企业就会鸠占鹊巢；思想市场没有自由竞争，错误的思想就会流毒人间。哈耶克真不愧为享誉世界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这位先知般的学者给人印象最深的，无疑是出版了《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致命的自负》《自由秩序原理》等等名著，而实际上他晚年撰写的最后一本学术著作《货币的非国家化》，同样不朽。哈耶克写这本纯经济学著作时，距离比特币的诞生还有好几十年；而最近十来年随着比特币的兴起，尤其是几年前比特币行情暴涨，哈耶克的《货币非国家化》也被空前追捧，甚至被誉为“币圈圣经”。眼下，比特币更是达到了历史最高值（涨破90000美元），这本书又再次在多平台脱销……这个现象实在有趣。但无论比特币走高还是走低，其实都改变不了哈耶克货币理论的精辟与正确。在绝大多数（尤其是生活在我们这类国度中的）人们心目中，货币都是且从来就是“国家化”的。但这其实并不尽然，至少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种应然。尽管有“法定货币”一说，它也并不意味着法定货币就天然是国家的或者说“国家化”的。上面几段简单的叙述和观点呈现，或许并不具有多少说服力。那就不妨来分享一下哈耶克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的几个洞见吧。1，政府垄断货币权，虽渊源已久但未必合理在普通人的观念中，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天经地义，其实不然。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之所以在某些国家长期存在，从来都不是因为政府将会给市场提供健全的货币，而是因为垄断权对政府的财政至关重要——当政府财政窘迫时，便可以滥发货币，以满足自己的需求。但是在此过程中，民众的储蓄则大大缩水，甚至被销蚀殆尽。2，超发货币是一条不归路政府一旦选择了用超发货币推动经济增长，就会像染上毒瘾般一次比一次地增大超发幅度，以使通货膨胀率能够压过人们的预期。如果货币政策不能做到这一点，要么停止加速，要么完全放弃通货膨胀政策，则经济将会重新堕入深渊。3，货币不应是一种政策工具，而是市场自动驾驶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货币不应该成为一种政策工具，而应当是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们只有通过抽象的价格信号获取相关信息。货币的本质是市场经济的血液。政府垄断下的货币，会不断破坏健康的市场环境，造成无可挽回的恶果。4，货币竞争优于货币垄断：健全的货币只能出自于自利，而不会出自于仁慈长期以来，人们将下面一点视为不证自明之理：货币的供应不可能交给竞争；但我们之所以一直只能用到劣币，就是因为政府一直禁止私人企业向我们提供较好的货币。我们不能指望聪明或同情心，而只能依靠纯粹的自利来为我们提供所需要的制度。只有当我们所期望的良币不再来自于政府的“仁慈”，而出自发钞银行对其自身利益的关注之时，我们才确实进入了幸福时光。要让货币成为真正的钱、资本、资产，从秩序维度来说，非国家化是根本的方向。《货币的非国家化》是哈耶克在世时最后的预言，更被誉为货币理论界的“圣经”。比特币的诞生及其行情的持续走高，就有力地证明了哈耶克预言的正确性——虽然它曾经很超前，但今天已成为现实。有鉴于此，先知书店特携手海南出版社，让哈耶克这部《货币的非国家化》中文本再版问世。本次再版，编辑团队自知责任重大，在原来第一版基础上，下了很大功夫——原书中哈耶克增补的内容，用星号做了标注，逻辑论证的关键之处，也都用黑体标出，使这本奥地利学派经典著作读起来逻辑清晰、畅快淋漓。并且，还邀请了国内研究哈耶克及数字货币的专家学者导读本书。《货币的非国家化》一度绝版，10年前首版的二手书价被炒至近1000元/本。先知书店联合出版社推出的独家珍藏版仅售49元。感兴趣的朋友，请长按下图识别图中二维码，一键收藏下单。

他是与“改革开放”联系最为紧密的经济学家之一。当改革大幕初启，他远渡重洋，探寻现代化之道，成为世界一流的经济学者；当改革如火如荼，他频繁回国讲学，为改革建言献策。他就是继朱镕基总理之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在职时间最长的一位院长——钱颖一。▌人生没有假如，却因高考而转向揣着北京市密云县塘子中学13考场的准考证，钱颖一敲开了梦想之门，成为恢复高考后清华大学数学专业的首届大学生。钱颖一1977年参加高考的准考证当年的准考证，他保存至今。1977年12月10日、11日、12日，高考考三天，第一天上午考政治，下午文科考史地，理科考理化，第二天上午考数学，下午考语文，第三天是加试，外语当时不是必考，但爱好英语的钱颖一参加了考试。时隔40年，这些细节，他还历历在目。清华求学，哥伦比亚、耶鲁、哈佛深造，斯坦福、马里兰、伯克利任教，归来执教母校。有人问他，当年，如果没有参加高考，他的人生会是怎样？已经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钱颖一说，人生没有假如！▌学霸是这样炼成的钱颖一是文革开始后，北京市的第一批高中毕业生。1972年8月，他随父母从贵州回京，插班进了和平街一中，读了一年半高中。当时的高中学制两年，钱颖一所在班级的学习氛围还算不错。钱颖一的高中毕业证钱颖一：刚开始1972年的时候，有点想让这一批直接上大学，所以大家那个时候学习氛围都很好。1973年，高校招工农兵大学生的时候，张铁生交了白卷。我们前面那一年半念的还都是挺努力的，突然出了个交白卷，“哗”一下子就改了，还是得从工农兵里面招大学生。然后我们所有人73年底毕业，74年4月份就都去插队了。文革时期，物理课叫工业基础课，化学课叫农业基础课，书本单薄，内容简单。钱颖一在家里是老大，他就找其他同学的哥哥姐姐借来文革前的中学教科书，背到乡下自学。在密云县塘子公社丰各庄插队的四年，钱颖一从未放下过书本，尤其酷爱数学和英语。当时，生产队是密云县最穷的，是在山上，他在那是待了四年，什么活都干过。修水渠、养猪、做饭，挑水抗旱，种菜、割草、种麦子、种土豆、种白薯，全都干过。他的英语和数学都是田埂上学的。优秀大学生金融专业硕士夏令营

经典名著《思想史》的作者彼得·沃森曾说：“历史不是单线程的演进，除了残酷的政治以外，还有艺术、哲学、宗教、科技、心理学等等一系列学科的交叉汇合。人们喜欢看一座座不相连的山峰，但对我来说，历史是山峰底下相连的山脉。”沃森所说的“相连的山脉”就是思想。人类，本质上就是思想的动物。人类所有的科学与技术、理念与发明、语言与思维、战争与和平......本质上都是一种思想。整个人类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史。思想无比重要。无论好的还是坏的，无论全面的还是片面的，思想都不会仅仅停留在头脑里面，它往往能引发行动，塑造现实世界，并在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中，产生深远的历史影响。无论个人、团体还是国家，当被良好的思想引导时，文明就得以延续和成长；当被错误的思想统治时，糟糕的后果便不可避免——历史上的每一次经济大萧条、社会大动荡、文明大倒退，几乎都源于错误思想的流毒。这些错误思想，往往既掺杂了很多继承自传统的权力意识、等级意识、奴性意识等腐朽文化，又吸收了现代的极端民族主义、极端国家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思想糟粕。这些过于极端、过于片面化的思想，由于常被利益集团所利用，且极具迷惑性，从而产生了与其思想分量完全不相称的社会影响力，最终导致了人类无尽的灾难。而一旦你把这些错误思想，放进人类思想史的长河之中，就会发现，它们其实不过是一些小水滴，根本连一朵浪花都算不上。因此，纠正错误思想的最佳方式，就是认识客观、全面、完备的思想史。无视思想史，无异于放纵错误思想的流毒。认识思想史，最佳选择当属彼得·沃森的思想史系列——《思想史》和《20世纪思想史》——这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人类思想全史，其价值非同凡响，值得每一个爱思想、爱自由的人珍藏。这部思想史著作，包含了考古学、人类学、文学、艺术、历史、自然科学等等一切人类知识谱系，用思想把各个学科打通，读者能够站在更高的视角，重新看待历史，理解人类如何走到今天。对于受错误思想影响甚深的人群来说，对于各路思想鱼龙混杂、粉末登场的国家来说，更是具有正本清源的作用。阅读这部著作，需要有相当程度思想和阅历，因为它所提供的不是基础式的理解，而是对历史更深刻的见识，是一种从整体上看待人类文明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总结为三点：以超越视角看整体的能力，关心现实、避免谬误的能力，跨越圈层、重塑自我的能力。面对时代的潮流，有人选择无视和顺从，但也总有少数人向历史深处借力，将视野构建在一个更超越的思想系统之上，从而获得全局思考的见识，在涌动的时代潮流中，做个不疾不徐的明白人。彼得·沃森的《思想史：从火到佛洛伊德》及其续作《20世纪思想史：从弗洛伊德到互联网》，就是这样一套最完备的思想系统，也是一场专为深度思想者所准备的精神之旅。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是用来欺骗人类的最荒谬的口号之一。这句口号没有具体明确的意义。我们根本无法从善意的角度来对它加以解释，它只能用来为那些最邪恶的行为狡辩。这句口号里的“利益”应该如何定义?无法定义，只能说是有利于最多数人的东西。那么，在具体的情况下，谁来决定什么是大多数人的利益呢?还用问吗?当然是大多数人。如果你认为这是道德的，那么你一定也会赞同下面的这些例子，它们正是上面那句口号在现实中的具体运用：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奴役了另外百分之四十九的人；十个人中，有九个饥饿的人以另外一个伙伴的肉为食；一群残忍的匪徒杀害了一个他们认为对他们造成威胁的人。德国有七千万德国人和六十万犹太人。大多数人(德国人)都支持他们的纳粹政府，政府告诉他们，只有消灭少数人(犹太人)并且掠夺他们的财产，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才可能得到保障。这就是那句荒唐的口号在现实生活中制造的恐怖结果。但是，你可能会说，在上述的例子中，大多数人并没有得到什么真正的利益。对，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利益，因为“利益”不是靠数字决定的，也不能通过什么人为了别人所作的牺牲获得。头脑简单的人相信，上面的那句口号包含着某种高尚的意义，它告诉人们，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应该牺牲自己。如果是这样，大多数的人会不会也高尚一次，愿意为那些邪恶的少数人作点牺牲?不会?那么，为什么那些少数人就一定要为那些邪恶的多数人牺牲自己呢?头脑简单的人以为，每个高喊上面那句口号的人都会无私地和那些为了大多数人而牺牲自己的少数人站在一起。这怎么可能?那句口号里丝毫没有这种意思。更可能发生的是，他会努力挤进多数人的队伍，开始牺牲他人。那句口号传递给他的真实信息是，他别无选择，抢劫别人或被别人抢劫，击毁别人或被别人击毁。这句口号的可鄙之处在于，多数人的“利益”一定要以少数人的痛苦为代价，一个人的所得必须依靠另一个人所失。如果我们赞成集体主义的教义，认为人的存在只是为了他人，那么他享受的每一点快乐(或每一口食物)都是罪恶而不道德的，因为完全可能有另外一个人也想得到他的快乐和食物。根据这样的理论，人们不能吃饭，不能呼吸，不能相爱(所有这一切都是自私的，如果有其他人想要你的妻子怎么办?)，人们不可能融洽地生活在一起，最终结果只能是自相残杀。只有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们才能定义并且得到真正的利益——私人的或是公众的利益。只有当每个人都能为了自己而自由地生活时——不必为了自己而牺牲他人，也不必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人们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根据自己的选择，实现最大的利益。只有把这种个人努力汇合在一起，人们才能实现广泛的社会利益。不要认为与“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种提法相反的是“极少数人的最大利益”，我们应该提倡的是：每个人通过自己自由的努力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如果你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希望保留美国的生活方式，那么你能够作出的最大贡献就是，永远从你的思想、言语和情感中清除“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样的空洞口号。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是纯粹集体主义思想的教条。如果你认为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你就不能接受它。你必须作出选择，非此即彼，不可兼顾。安·兰德曾说：“我以我的生命以及我对它的热爱发誓，我永远不会为别人而活，也不会要求别人为我而活。”人要努力为自己而活，虽然世界荒谬，人生艰难，但是“不能把世界让给你所鄙视的人”。安·兰德力倡个人主义，旗帜鲜明的提出“自私是人类进步的源泉”。她认为，不能使个人利益得到最大伸张的社会，就不是理想社会。她被誉为“美国精神的代言人”。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安·兰德精选作品集”，其中最能代表安·兰德思想的两部巨著《源泉》与《阿特拉斯耸耸肩》皆为全新修订、精美珍藏版本。通过安·兰德两部最重要作品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的作品写给追求自由的人。绝对的利他主义和集体主义被她视为邪恶的存在，并成为她鄙视的对象。安·兰德写道：“一切适合理性生命存在的即是善，毁灭它的即是恶。”安·兰德的思想，即使不全盘接受，读者也可各取所需，在思考自由、权利、幸福、创造的时候，也会让自己获得一种难得的力量和清醒，去发现一种新的人生的可能。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人类在适应过程中潜移默化，形成不同的风俗习惯、行为和思想方式，这些就是最初的文明基因。——钱满素法国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认为，最富有洞察力的历史方法论是“让历史存在于整体之中。”也就是说，真正富有洞察力的历史学，既能为现实找到历史的源头，也能为历史找到现实的落脚。

秦晖，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曾任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本文根据秦晖老师2017年的视频课程《21世纪全球化危机》中的观众问答内容整理而成。文章标题为编者所拟。观众问：秦老师，您在课程上提到您本人是不喜欢特朗普的，您为什么会不喜欢特朗普，具体在哪些方面？秦晖：我的确是不喜欢特朗普，但是我并不只是从个人视角来不喜欢特朗普这个人的。我觉得特朗普现象可以被理解为，在当前全球化危机下，西方普遍找不着北的一种感觉。在这种感觉之下，西方出现了很多在以前的常规政治中很难出现的现象，英国脱欧就是这样的例子，特朗普现象也是这样的例子。这个例子的本质，与其说是一个坏人，一个叫特朗普的坏人，做了一大堆坏事，不如说美国人或者说西方，在面临一系列新问题的情况下，找不到一个正确的应对方式。对于这个情况，特朗普有很多做法，我觉得是非常不对的，至少我觉得是很臭的招数。比如说，他一上台就退出TPP(小编注：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英文Trans-Pacific

他用鞭子鞭打这世界，也鞭打自己的内心，并以此指向社会本身，以及时代里还未泯灭的良知。最豪情万丈的人，也最柔情似水，野夫就是这样。读他的文字不仅提神醒脑，更会常常被其深情所感动。

人类的一大通病，就是怀有各种各样的愚蠢的见识。形成这些愚蠢见识的原因有很多，比如野心、虚荣、骄傲、盲从、懒惰、灌输、洗脑等等。愚蠢贯穿了人类历史，也充斥着当今社会。愚蠢的人处处碰壁，对身边人也是灾难。但其实，要想脱离愚蠢，并不需要超人的天才。英国哲学家罗素总结过五个简单方法，虽不能保证绝不犯错，却可以帮助我们有效地避免愚蠢。-1-亲自观察罗素在《西方的智慧》中略带幽默地说到：古代的作家谈起麒麟和火蛇总是头头是道，但是他们当中谁也没有觉得，既然自己从未见过任何麒麟和火蛇，那就应该避免武断。就连亚里士多德这样伟大的思想家，也会误认为“妇女的牙齿比男人少”。这种错误，他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且办法很简单——他只消请他的夫人把嘴张开，亲自数一数就行了。但是他却没有这样做，于是他的自以为是使他闹了一个笑话。“自以为知道其实自己并不知道”，这是我们人人都容易犯的一种致命错误。如果一个问题仅凭观察就可以解决，那就请你亲自观察一番吧。-2-检查证据人人都可能陷入某种偏见，而许多事情又不容易用经验加以检验。因此要避免偏见，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及时检查自己的信念是否具备足够的证据支持。罗素说，如果你一听到某种与你相左的意见就发怒，这本身就表明，你已经下意识地察觉到，自己的观点没有充分的支撑。如果某个人硬要说2加2等于5，或者说冰岛位于赤道，你只会感到怜悯，而不是愤怒。除非你自己对数学和地理也是这样无知，因而他的看法竟然动摇了你的见解。最激烈的争论，是双方都固执己见，却又不能提出充分证据的争论。-3-兼听则明任何时代，人们都更愿意听取与自己想法相同或相似的信息。现代社会，表面上每个人都能获得海量的信息，实际上在信息筛选机制和按个人喜好推送机制下，每个人反而更容易陷入“信息茧房”，形成武断的偏见。所以罗素说，摆脱某些武断看法的一种好办法，就是设法了解一下，与你不同圈子的人们所持有的种种看法。这对于我们削弱狭隘的偏见，很有好处。如果你无法外出旅行，也要设法和一些持不同见解的人们有些交往，或者阅读一种和你政见不同的报纸。如果这些人和这种报纸在你看来是疯狂的、乖张的、甚至是可恶的，那么你不应该忘记——在人家看来你也是这样。-4-想象辩论罗素说，有些人富于心理想象力。对于这些人来说，一个好办法便是设想一下，自己在与一位怀有不同偏见的人进行辩论。这种方法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圣雄甘地就对铁路、轮船和机器深表遗憾，在他看来整个产业革命都要不得。也许你永远没有机会，真的遇见一位抱有这种见解的人。因为在西方国家里，大多数人都把现代技术的种种好处视为当然。但是如果你确实想同意这种流行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一个好办法就是设想一下，甘地为了反驳现代技术的好处，可能会提出的种种论据，从而检验一下你自己想到的论据。我自己有时就因为进行这种想象性的对话，真的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即使没有改变原来的看法，也常常因为认识到假想的论敌有可能蛮有道理，而变得不那么自以为是。-5-仰望星空我们最应该提防的，就是那些容易助长狂妄自大的意见。有些问题本来就根本无法解决，但是，自尊心却使大多数人都看不到这一点。比如，几乎世界上每个国家的人，都会觉得自己的民族比所有其他民族都优越。如果有证据表明别的民族更优越，那就改变评价的标准，以使自己看起来更优越。所以罗素说，要想克服最普遍的自高自大问题，唯一方法就是要经常提醒自己：在茫茫宇宙中一个小小角落的一颗小小星球的生命史上，人类仅仅是一个短短的插曲。而且说不定宇宙中其他地方还有一些生物，他们优越于我们的程度，不亚于我们优越于水母的程度。愚蠢的天敌，就是智慧。唯有智慧可以抑制愚蠢。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鸡汤泛滥的时代，我们缺少的从来不是道理，而是像罗素这般洞悉世间万物的智慧。爱因斯坦说：“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事情之一。”罗素严谨、理性而不失幽默，兼具对人文的深切关怀。读罗素的著作不仅是一种享受，更是对智慧的启发。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独家好书：罗素87岁时写就的经典——《西方的智慧》。罗素晚年最重要的作品，被称为“名著中的名著”。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休谟，到黑格尔、马克思……罗素清晰地阐明了西方哲学的历史顺承关系，容纳进历史、科学、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内容，呈现出一幅生动有趣的“西方思想全景图”。一并推荐罗素最好的传记《罗素传》。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图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柏林墙建成前一名东德士兵的自由一跃1949年，德国分裂为东西两德。东边的叫民主德国，可人民却不愿意当它的主人，而是想尽一切办法逃离。到1961年，总共跑掉了350万人，占到东德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人民外逃并不是外敌入侵，从节省口粮来说，是件好事。然而对于洗闹事业来说，就不是这样了：所有的宣传机器都在竭尽所能地吹嘘自己的制度最优越，自己的国家最幸福，西方是地狱，结果每年却平均有30万人跑到地狱去，这就算是有一万个戈培尔再世，也洗不下去。洗不下去，谎言就要破产，权力就要崩塌。建墙，阻止自己的人民出逃，屏蔽外部世界，成为必然选择。1961年，以“反法西斯墙”为名，东德建立起一道将柏林城一分为二的高墙，是为柏林墙。“反法西斯墙”的名字，本身就充满荒谬。这不但是因为建墙者本身就是法西斯的继承者，而且是从建立的那一天开始，它就从没阻挡过一个企图进攻的敌人，因为西边根本就没有人想进入东边享受它那最优越的制度。相反，这道墙的建立，固然遏制住了东德人疯狂出逃的大潮，但它并没有掐灭东德人出逃的念头：从1961年柏林墙建成之后至1980年，仍然有17万东德人成功“越狱”。▲被柏林墙半包围的勃兰登堡门东德人为了投奔“地狱”，绞尽脑汁发明了花样繁多的方式进行“越狱”：挖地道、跳高楼、热气球、弹射器，等等。期间，有201位有名有姓的东德人，死于东德士兵枪下。心甘情愿地离开幸福的人间天堂，非但是被禁止的，还会因此而命丧黄泉，唯一的解释是，所谓的天堂就是监狱，里面的人就是囚犯，离开天堂就是越狱，就是犯罪。建墙是为了建造监狱，这就是柏林墙的荒谬。建于荒谬的高墙，不可能永远屹立。1987年6月12日，时任美国总统里根在柏林墙下发表演讲，向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喊话：推倒这堵墙！他在演讲中说：这堵墙会在欧洲倒下，因为它抵挡不了信心，它抵挡不了真理，这堵墙抵挡不了自由。二年多后的1989年11月9日，它真的倒下了。关于柏林墙的倒下，一个并不是秘密却很少人留意到的史实是，它并不是在那种历史大事件里固有的精心策划和气势如虹之中发生的，而是在误会、迟疑和温吞之中进行，带着浓重的荒诞色彩。它倒塌的直接诱因，是一场乌龙事件。1989年11月9日晚，东德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东柏林支部第一书记沙博夫斯基在现场直播的国际记者会中，被一个问题袭击得手足无措，这时一位助手给他递了一张纸条。他打开纸条念了起来：公民可以自由申请私人出国旅游，无需符合任何先决条件。现场的记者都目瞪口呆，一名西德记者追问：何时生效？沙博夫斯基笨拙地回答：就我所知......现在，马上。然后他离开了会场，留下一屋子惊愕的记者。▲沙博夫斯基东德当局当时确实正在计划放宽公民出境的限制，然而决定并未最终作出，方案也并非完全的自由出入。以沙博夫斯基的级别，在记者会上的这番发言，显然纯属“信口开河”，是明白无误的乌龙事件，发生得十分荒诞。然而更荒诞的，是这个乌龙发言，并没有遭受一向以组织严密著称的东德当局的否认。千万东德人在电视上看到了直播，在突如其来的幸福之中，带着疑惑、犹豫和惶恐向边境聚拢。在东西德来往最主要的检查站伯恩霍莫大街边境哨所，正在吃晚饭的雅格尔中校也看到了直播。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立刻致电上级求证，上级和他一样不知所措。中校一再要求上级下达命令以应对接下来出现的情况，但上级拒绝了，他说：我从帽子里变不出一份文件。就这样，东德这个对每一个国民的思想都了如指掌的国家，却在这一晚突然瘫痪，没有放行的命令，也没有阻拦的命令，一切顺其自然。中校和他的士兵一度打开了武器库，想履行职责“守住边境”。但最终，望着潮水一样的人群，他在迟疑和惶恐之中打开了大门。人潮汹涌而过，柏林墙倒塌了，民主德国被宣判死刑了。电影《推倒柏林墙》用黑色幽默的手法，表现了这一历史时刻。当身为检查站士兵的儿子拿起武器之际，在检查站当厨师的母亲对他说：儿子，他们也是别人的儿子和女儿。屠杀并没有发生。当人群汹涌通过检查站时候，儿子紧紧依偎在母亲的怀里。另一名士兵对中校说，他的儿子跟他说过一句话，“我们有世界观，却观不到世界”。他补充说：当然，这个道理是我教他的。这两幕，道出这高墙的荒谬所在：它是在摧残人性。人生而自由，高墙却把人当成猪一样圈了起来，剥夺他们的自由。而任何摧残人性的事物，可以很强大很高耸，但倒塌是迟早的事，因为人终究不是猪，他们对自由世界的向往可以被抑制，却不会被消灭。为什么像机器一样严密的东德当局，会出现如此重大的乌龙事件，在出现之后又如此罕见地沉默以对？唯一的解释是，没有人再想去维系这座摧残人性的监狱了，所有人都希望或者不排斥它的崩塌。他们心里早已清楚：让一堵建于荒谬的高墙荒诞地倒下，是对所有人的解脱。回望历史，柏林墙的确是倒得很荒诞，几个小人物成为了主角。然而真正的主角，是人民对自由那种发自内心的渴望——这种渴望，在柏林墙耸立的那一天，就决定了它在日后倒塌的命运。荒诞仅是表象。用荒诞的表象终结荒谬的本质，是再好不过的结局。这世上，还有多少堵墙，在等待荒诞对荒谬作出判决？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人们对自由的向往。政治思想家乔万尼·萨托利说，“驯化绝对权力是自由主义的精髓”，“自由主义涉及的是政治自由”，而政治自由是“保护公民免于国家压迫的自由”。东德显然没有这种政治自由，虽然名字叫“民主德国”，但它却完全是“民主”的反面。如果国家变成了全能的国家，我们的各项平等便会和我们的自由一起消失。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萨托利坚持“要么是自由主义民主，要么什么民主都不是”，“只要自由主义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民主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运行无比重要，这一点相信没有人反对。但是对于民主一词的模糊和误解，妨碍了人们的认知，为当代社会带来了太多不必要的纷争。因此，正确的理解民主，看清民主的本质，成了每一个现代公民的必修课。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萨托利《民主新论》，读懂民主的逻辑，理解自由的本意。这是当代最清澈犀利的民主理论著作，众多知名学者盛誉推荐。刘军宁：关于民主政治，这是读过的最好的书。冯克利：用惊心动魄来形容，也不算溢美之词。塞缪尔·芬纳：这是一部对政治学研究有重要贡献的杰作，可以说是二战以来关于民主最为重要的理论分析。本书能出版，真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第一版仅内部发行，还省去了论证激进主义的部分。经过多次再版、重印，直到1998年，终于补上了删去部分，全本新版，公开发行来之不易。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在国内，“政治”这个词经常遭到广泛的误读。说起政治，很多人首先容易想到意识形态宣传或是宫廷政治。前者会让人联想到中学政治教科书、每天30分钟新闻以及各种政治学习活动，后者会让人联想到《汉武大帝》《甄嬛传》，甚至是流行的官场小说。因此，关于政治的思考，容易被误解为“政治说教的技艺”或“宫廷政治的指南”。实际上，自柏拉图以来，政治思考关注的首要问题既非说教亦非权术，而是一个更基本的问题：为了共同体的福祉，应当构建何种政治秩序？对多数思想家而言，这是一个学理问题；但对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的代表们来说，这却是一个实践问题。能否制定一部有效的宪法并进而构建一种优良的政治秩序，是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所面临的挑战。那么，他们能制定一部有效的宪法吗？尽管汉密尔顿表示了这样的担忧：“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但是，后来的历史表明，美国制宪会议是成功的。制宪会议所制定的宪法迄今为止不仅有效运转了200余年，而且还塑造了一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一切都离不开后来被尊称为“开国之父”的美国制宪会议代表们就政治和宪法问题所进行的政治思考。制宪会议之后，制宪会议代表、联邦党人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伊三人为说服纽约州人民批准宪法，著了85篇文字，后来这些文字被汇编为《联邦党人文集》（又名《联邦论》）。后来，这部作品被视为对美国制宪精神的最佳阐释，亦为后人展示了在制宪时刻什么是系统、健全和有效的政治思考。那么，对美国制宪会议来说，什么才算是有效的政治思考呢？其主要特征是什么呢？-1-对人性的洞察对美国制宪会议来说，有效政治思考的首要特征是对人性的洞察。人既有可能做好事，又有可能做坏事，这是有效政治思考的起点。构建政治秩序时，必须对人性要有深刻洞察。他们对人性也没有抱很乐观的态度。尤其是，一个人获得政治权力后做坏事的能量可能会很大。汉密尔顿说：“如果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如果是天使统治人，就不需要对政府有任何外来的或内在的控制了。”他说了两个意思：一是政府是必需的；二是政府权力必须受到制约，而这两个主张都基于同一个前提，即“人不是天使”——普通人不是天使，统治者也不是天使。-2-对权力的防范有效政治思考的第二个特征是对权力的防范。从美国制宪会议的记录来看，他们时时对政治权力抱有警惕之心，认为政治家和官员可能是靠不住的。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曾说：“任何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边界的地方才休止。”不少制宪会议代表都是孟德斯鸠的信徒。他们认为，当政治权力不被有效约束时，执掌这些权力的人有可能沦为“压迫者”或“暴君”。对掌权者来说，汉密尔顿和麦迪逊阐述的著名原则是：权力必须要靠权力来制约，野心必须要用野心来对抗。-3-对制度的精心研究有效政治思考的第三个特征是对制度的精心研究。政治制度是政治的游戏规则，而宪法是所有规则中最重要的规则。如何搭建好的政治制度框架，是政治思考的重要一环。美国制宪会议主要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进行宪法设计：纵向是联邦制模式；横向是三权分立模式。与过去的邦联制相比，1787年美国宪法设计的联邦制强化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但同时对州权做了较大的保留。横向方面，他们认为，只有政治权力的分立制衡，才能保证政治权力不被滥用。换句话说，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互相独立与牵制，是保障自由所必需。美国宪法创造了联邦制和三权分立的制度模式，展现了美国开国之父们审慎思考与大胆创新的完美结合。-4-对政府效能的重视有效政治思考的第四个特征是对政府效能的重视。很多人误以为美国制宪会议只强调约束政府权力，只重视实现权力的互相牵制，但实际上，很多美国制宪会议代表——特别是汉密尔顿这样的联邦党人——对政府效能非常重视。政府效能是必需的——美国制宪会议的主要目标就是改革“无能的邦联体制”，塑造强有力的联邦政府。不少制宪会议代表一方面固然强调有限政府和分权制衡，另一方面却强调政府效能和塑造强有力的政府。如果参照国家理论，把美国自独立战争到制宪会议视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构建过程，那么至少在联邦党人看来，有效的国家能力是必不可少的东西。-5-对共同福祉的关切有效政治思考的第五个特征是对共同福祉的关切。美国开国之父们认为，宪法的目的不是为了扩张政治权力，而是为了保障共同体公民的安全、财产与自由。这一目的成为思考制宪问题的起点。比如，之所以需要必要的政府力量，是因为如果没有必要的政府力量，就难以保障安全、财产与自由；之所以政府权力不能过大且需要分权制衡，目的也是为了保障安全、财产与自由。这就是说，宪法要把美国政府的权力构造得恰到好处，即不至于弱小到无力保护自由，又不至于强大到足以侵害自由——或者说，既不至于弱小到无力保护社会，又不至于强大到足以侵害社会——进而使得宪法能够在共同体公民安全、财产与自由权利的基础上，实现美国社会真正的长治久安。-6-兼顾诸种因素的平衡第六个特征是，有效政治思考还要兼顾以上诸种因素的平衡。美国制宪会议借鉴了古罗马共和政体的传统与思想，试图在各个政治因素之间寻求平衡。因此，新宪法就具有混合政体的色彩：一方面恪守着若干确定不移的政治原则，另一方面却是不同政治力量妥协的产物。比如说，需要恰当地平衡联邦权力与州权，平衡公民自由与政府力量，平衡人民主权与精英治理，平衡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三者的关系，等等。另外，宪法还需要在美国当时的历史情境中，结合对人性、权力、效能的考虑寻找诸种优良政治制度的最佳结合点。当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这部宪法没有瑕疵。以后来的标准来看，1787年美国宪法中权利法案的缺失、总统制的制度模式以及民主程度的不足，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质疑。有人甚至还认为，数十年以后的美国内战跟这部宪法也有关系。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1787年制宪会议仍然是一个成功的制宪故事。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制定宪法都是重大的政治机遇。简单地说，一个国家能否把握它的制宪时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政治精英阶层的政治思考能力。从美国制宪经验来看，对人性的洞察、对权力的防范、对制度的研究、对效能的重视、对共同体福祉的关切以及对上述诸种因素的平衡，构成了有效政治思考的基本特征。国家的制宪时刻，就如同上帝把国家再造的机会交到了人的手上。1787年的美国给我们呈现了一个成功的故事，那么其他国家呢？当制宪时刻到来的时候，它们也能完成那惊险的一跃吗？美国开国元勋约翰·亚当斯说，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以便下一代能够拥有研究数学、哲学、商业和农业的自由，以及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和建筑的权利。人关心政治，就如同鱼关心水质。每个人就像河里的一条鱼，河的水质，关系到每条鱼的生活甚至生命。政治与我们每个人密切相关，因此，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副业。但值得警惕的是，政治的首要问题不是意识形态宣传或是宫廷政治，既非说教亦非权术，政治，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为共同体的福祉而构建政治秩序。在这一点上最典型的案例就是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这次会议前后美国国父们所进行的系统、健全和有效的政治思考，是人类政治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迄今我们讨论任何政治建构话题都无法绕过它。可以说，理解制宪会议，就是理解所有时代、所有国家、所有人群的基本政治困境。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读懂美国制宪会议”五书：·

蒋介石对顾氏的一个印象是：“有点胆子小”。▌落幕：顾维钧外交生涯的“空白时期”顾维钧是本世纪（20世纪）美国现代外交发展过程的见证人。当他初次出使美国时,

这是一本极具争议的书，国内外读者的评价呈现两极分化状态，可谓“冰火两重天”：本书一出版，立即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引起大西洋两岸的强烈反响，《伦敦书评》等多家知名媒体联合推荐，在英国和美国一版再版，始终畅销不衰，现已被译成20余种文字，亚马逊评分4.7星，相当于某瓣9.4分高分。然而，它在某瓣上的评分却只有6.7分，不少人还写书评纷纷不推荐。国内外如此悬殊的评价让人疑惑，究竟是怎样的内容，让中外读者的感受如此大相径庭？是因为翻译不好吗？并不是。事实上本书翻译出奇地好，不仅语句通顺好读，连语气上都还原了作者的诙谐幽默感。可惜，国内的读者却并不买账，不少人认为这本书太过八卦，根本不值一读。然而，少部分国内读者和大部分国外读者却给出了完全相反的评价，在他们看来，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瓜大料足，令人大开眼界，带给人们对人性更多的理解。这本书就是保罗·约翰逊所写的《知识分子》。本书通过详实的史料，细致描写了被世人捧上神坛的卢梭、雪莱、易卜生、托尔斯泰、海明威、罗素、萨特等众多世界知名作家、学者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毫不留情地指出他们身上的道德瑕疵和政治幼稚，将他们生活里种种可耻、可笑、可悲、可叹的方面抖落给读者，撕开了他们或主动塑造或被动建构的“假面”，把他们拉下神坛，原为真实的、有缺陷的普通人。可以说，这本书，既是对知识分子群体本身一剂猛烈的“清醒药”，同时也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理解知识分子的新角度。说到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知识分子》在国外好评如潮，在国内却那么不受待见——因为它戳到了不少读者的痛处，书中所涉人物多数是中国读者十分熟悉并深深敬仰甚至崇拜的西方学者和作家，没有谁愿意看到自己偶像的光辉形象破灭，他们只会觉得作者无事生非。相反，这种情况在西方基本上不存在，他们崇拜神而不崇拜人，即使贵为一国总统，也一样可以拉出来开涮，受人敬仰的知识分子也并不比任何人更高尚，黑料就是黑料，只要是事实，就没有什么不能说的。正是这种巨大的文化差异，造成了本书在国内外完全不同的遭遇。恨它的人说它无聊透顶，爱它的人说它揭露了真相。这本书到底是否值得一读，相信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判断。感兴趣的书友，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立即收藏：

1917年11月7日，俄旧历10月25日，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声炮响，将人类历史带入一个新的篇章。五年后，苏联诞生，一个超级大国瞬间崛起，并伴随着赤旗插满半个地球。可以说，整个20世纪人类最为激昂的历史与理想，都由他们书写，然而这一切又在世纪末砰然崩溃。对于这段历史，有人惋惜，有人批判。但无论如何，反思这段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页，都是必要的，因为它不仅仅是历史，更关乎着我们的当下与未来——恐惧它的人，害怕它卷土重来；呼唤它的人，则又在用尽一切办法渴望颠覆现在。◎苏维埃：一个新型国家制度的诞生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俄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苏维埃”的本意即“代表会议”，它废除了洛克、孟德斯鸠所阐释的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立，目的是要把“立法”和“执行法律”的职能都集中在“人民代表”身上。这一新型国家制度，被列宁称作“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当天夜里，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把这一新的政权形式全部委托给布尔什维克党，布党成为这个新政权形式的实操者。他们宣称：一，布党代表人民的愿望；二，要在各团体中都成立布党的小组与支部；三，要取得布党在政治上的绝对地位；四，要遵照中央口号，一致行动。◎苏联：形式上的联邦制，实际上的单一制1922年苏联成立之际，列宁认为，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联邦等共和国要以平等的身份与俄罗斯联邦共同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然而斯大林却主张，要让它们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员。对此列宁坚决反对。然而1924年列宁逝世，斯大林表面上继续延续了列宁“平等共组苏联”的理念，实际上实行的却是完全的国家“单一制”，正如著名苏联史专家陈之骅所编《苏联兴亡史纲》中说：“一切都要听命于莫斯科，并不允许民族共和国真正实行自治，更不允许它们拥有主权。”◎大清洗：苏联历史绕不开的一个焦点1936年7月由斯大林掀起的“大清洗”运动，是苏联史上最为黑暗的一幕，同时也是斯大林逝世后，对斯大林体制进行反思、改变，进而引发苏联剧变的焦点问题。《苏联兴亡史纲》中统计：仅在1937-1938年，因“反革命和特别危险国事罪”被判刑的就有134万人，其中68万被枪决，139个中央委员中89个被逮捕，其后大多数被枪决，1966个十七大代表中，1108个在“大清洗”期间消失。◎苏联解体：一场失败的改革，与大俄罗斯主义的恶性膨胀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立即展开了对斯大林体制的批判，拉开了苏联之后近半个世纪艰难改革的历史。但是这场改革终以失败告终，1989年，东欧剧变，1991年12月25日，苏联这一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的庞大国家形态，在戈尔巴乔夫的电视演讲中宣告落幕。然而，一个国家的终结并不代表一段历史的彻底结束。苏联留给世界的巨大影响犹在，思想上，人们为它争论不休，现实中，它还左右着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乃至国际战争。此外，苏联解体伴随着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膨胀，这对当下的影响更为深远。本文所讲苏联历史的四个片段瞬间，均来自这本部解读、反思苏联全历史的重要著作：陈之骅先生所编《苏联兴亡史纲》。苏联之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直接改变了中国走向现代的道路选择；苏联之亡，苏东阵营的解体，不但诱发了强烈的政治动荡，更是让改革开放成为一条不容逆转的道路。可以说，中国最重要的两场“革命”，分别因为苏联的兴与亡，最终确立了自己的方向。读不懂苏联的兴亡，就看不清中国现代之路的深层问题，更无法看清中国问题的现实与未来。为此，先知书店特别推荐“苏联兴亡七书”。其中《俄罗斯史》《苏联兴亡史纲》是两部通史巨著，堪称串联苏俄历史的“资治通鉴”；《大国的崩溃》和《苏联解体亲历记》分别以美国、苏联的视角，读懂读苏联解体的台前幕后；《孤独相伴》和《苏联的命运》是戈尔巴乔夫撰写的回忆录，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从戈尔巴乔夫到普京的俄罗斯道路》，读懂俄国现代和将来的必读书，二手书售价已经高达300多，本店最后库存，售完即止。众所周知，受限于种种因素，市面上苏联历史相关书籍越来越稀少。想要清晰、完整地了解苏联兴亡真相，这七本书可以说是唯一的选择。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胜负已分，特朗普赢得了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今年的美国大选，是世界范围内最引人瞩目的政治事件之一，甚至是历史上最具有戏剧性、最吸引人眼球的一次大选，美国知名媒体《大西洋月刊》称：“人们在有生之年从未见过这样的总统大选。”《月刊》认为，此次大选之所以如此特别，不仅是因为特朗普这位“美国历史上人品最恶劣和政治上最危险的候选人之一”第三次出现在选票上，更是因为美国的民意从未撕裂到如此程度，不少店铺为了防止民众不满选举结果，造成“暴乱”，提前在门窗上钉上了木板。而对世界而言，特朗普这位“准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无疑是最值得关心的。特朗普曾多次表示，“关税”是字典里最美的词，他大概率会继续奉行相对孤立的外交路线，美国与西欧、日本等传统盟友的关系会经历新的挑战。对当下愈发混乱的俄乌局势而言，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更是会影响战事走向。而对中国来说，中美关系将何去何从？两国关系的变化又如何影响中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对此，有两种最具代表性的声音：◎第一种：两国关系改善，是基于两个国家面临的三件大事而做出的理性选择——美国大选年、中国经济形势以及俄乌战争出现拐点。因此，短期内一定会改善。◎第二种：近些年来，主要靠局域网和自媒体获取信息的年轻一代，认为这是美国霸权风光不再、又面临俄罗斯这个强劲对手即将“击垮”北约的困局下，想再次重演上个世纪尼克松拉拢中国、对抗苏俄的历史。总之，不是“利益说”、“霸权说”，就是“合纵—连横”那一套，如果认知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对中美关系和世界的认知、对未来的洞察水平，就还停留在几百年前。但问题就在于，我们身边的这类人永远是多数。怎样才能走出“三观不同，终将渐行渐远”的中美关系困局呢？有句话说得好，“文化可以求异，文明必须趋同”。都说中美有许多共同点，这个共同点如果在文化方面，多一点少一点其实无关宏旨，如果是在文明方面，就意义非凡了——文明的核心是价值观，价值观趋同，世界才能真正走向“大同”。有人会说，建国不过二百多年的美国，谈别的可以，跟三千年中国谈“文明”，太托大了吧？其实不然。中美关系总是起起伏伏，原因正是对“美国文明”的误解甚至蔑视，而不是对“美国文化”的陌生与拒斥。殊不知，美国的经济强大和军事领先，以及其他各领域的领先地位，恰恰都来自独具内涵的“美国文明”的驱动。不了解何谓美国文明，无论是想进行有理有据的批评，还是想一二三四地赞许几句，都不会说到点子上。对“美国文明”的生疏，是很多人认识美国、进而了解世界格局的真正瓶颈。在这个随时可能出现拐点的时代，多数人通过现象胡思乱想，少数人透过本质做出抉择，真正明智的人，都需要读一读关于美国文明的靠谱解读。然而，讲美国的书很多，讲“美国文明”的却很少，讲透的就更少。能同时把美国文明同中华文明之差异讲明白的，则几乎就是绝品。为此，先知书店诚荐美国文明史专家钱满素先生的《美国文明观察四部曲》：∙《自由的基因》，告诉我们美国是谁，她的基因是什么；∙《自由的刻度》，回溯美国从五月花号公约到奥巴马演讲的所有重要时刻；∙《自由的阶梯》，揭示美国人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信念；∙《回眸哈佛》，以切身的观察实录，写尽对美国社会文化的观察和感受。这套书，是迄今最触及美国文明之灵魂、深入了解美国社会之有机运转的不二之选。作者钱满素，是80年代后第一批留学哈佛并获得博士学位的学者，又是近距离接触美国、潜心研究美国文明的大家。她对美国的“文明观察”，不仅从美国的基因、重要节点、政治实践、切身观察等维度进行了全面考量，更带有浓烈的中国问题意识。因而，这既是一套最懂美国文明的大家独具诚意和价值的作品，更是最适合国人的一套“美国文明必读书”。先知书店有幸获得本书独家授权，感兴趣的书友，识别下方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

俞晓夫、曹刚、孙玉宏、周朝辉

中国近代历史学家顾颉刚说：“历史是一场戏，舞台是地理。”想要窥见历史的真实面貌，“地理环境”这一空间化的视角必不可少。纵观世界，人类文明的产生，都离不开各种“地理环境”，其中，河流就是最不应该被忽视的部分。众所周知，尼罗河孕育了古埃及，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统一王朝，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孕育的两河文明，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文字的地方。它们都是今天世界文明的重要源头。对中国来说，中华文明的兴起、发展都绕不开“黄河”这一地理环境。比如：古代中国疆域的变迁，都城的选址，行政区域的划分，汉民族的分布和迁移，江南的人口密度，明朝的户籍制度，唐朝的外交事务，宋朝的行政管理……这些历史变迁和国策制定无一不与黄河有关。再比如：我们口头经常提到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都来源于黄河，它反映的是不同地域所孕育的不同文化，像仰韶文化、秦陇文化、关中文化、三晋文化、齐鲁文化等等，透过黄河，我们对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会更加深入，剥离掉一些偏见。有人说，中国人整体国民性格，也如同黄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见底；汉唐是中游，虽泥沙俱下，毕竟有波涛汹涌之雄大气象；明清是下游，经常断流，已奄奄一息。读懂黄河，我们不仅可以读懂国民性格、文化属性，还可以对应到特定时期下的历史人物，看他们的言行、心理状态以及命运走向，借此来帮助我们思考当下的问题。然而，历代关于黄河的史料虽多，但正如著名史学家岑仲勉所说：“我们没有一部完整可靠的黄河历史。”鉴于此，他在晚年，耗费数年时间在广泛搜集了历朝史志，并参考私家著述的基础上，撰写了一部完备可靠的《黄河变迁史》，这部书一经面世即在水利学界和历史学界产生重要影响，被誉为“系统研究黄河问题的一部巨著”。◎中外史地考的“一代宗师”学术界公认：“在近百年唐史研究史上，惟一能与陈寅恪先生齐肩并论的只有岑仲勉先生，在圈内几曾定论。”在中外史地考方面，他堪称“一代宗师”。难能可贵的是，他做学问带有一种平民色彩和经世之怀。▲岑仲勉在文献学、边疆史地、中国史学等多个领域建树卓越◎一部史学巨著，还原三千年黄河变迁的真相全书50多万字，1900多条注释，9幅地图，给我们呈现出一个完整的黄河变迁的大历史，其中，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基本弄清了历史上很多纠缠不清的热点问题。比如：“黄河之水”从哪来？流传千年的“重源说”如何被打破？殷商频繁迁都与黄河有什么关系？明清时期，为何频繁闹水灾？.....一部治河史，也是一部治国史。在书中，他还对历代治河主张言论、治河技术的发展等治河经验进行评判总结，为治理黄河提供了宝贵意见，为后世黄河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依据。为此，先知书店诚挚推荐岑仲勉先生编著的这部《黄河变迁史》，这部书给我们还原了黄河变迁的历史真相，带我们重新理解中国千百年的文化。无论是阅读，还是收藏下来慢慢研读，都是不错的选择。长按下图，识别图中的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